人均GDP和人均用电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汇率、经济结构、国家体制、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用人均GDP指标分析经济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不可比性。而作为实物量的人均电力消费指标却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从各国一般的发展态势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时，其人均用电量4500-5000千瓦时、人均装机1千瓦左右、人均生活用电量900千瓦时左右，第二产业用电比重低于65%，第三产业用电比重高于18%。

　　人均用电量从2000千瓦时到5000千瓦时的变化过程正是一个国家电力高速发展的过程，这一时间大致需要15年左右。为完成这一过程，美国从1951-1966年，历时15年；英国从1957-1973年，历时16年；日本从1967-1987年，历时20年；韩国从1988-1999年，历时12年。日本经历时间较长是因为期间宏观经济发生较大波动，韩国经历时间较短是因为经历了“亚洲四小龙”发展的黄金时代。

　　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加速，2001-2009年工业用电年均增长12.4%，人均用电量2006年超过2000千瓦时，2009年达到2729千瓦时。工业用电增速高于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6.7%，从发达国家的经历看，我国当前的人均用电量水平，属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的工业化中期后段。

　　考虑到一方面我国具有后发优势的特点，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较差、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重工业用电比重大等特点，预计在2020年前可达到人均消费5000千瓦时的水平。但是我国人均生活用电量比重提高和第三产业用电比重提高的任务非常艰巨，如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很难实现真正的工业化。

　　从人均用电量增长态势来看，各国在工业化阶段都经历了较快增长过程，工业化后期或完成工业化之后增速大幅降低，总体呈现增长率波动下降或相对稳定的趋势。如美国在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人均用电量增长近4倍，人均装机增长近3倍。后由于爆发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经济进入“滞胀”阶段，加之国民节约意识增强，人均装机容量和人均用电增长较缓慢。日本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电力需求大增，人均电力水平增速较快。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打击较大，经济增长放缓，电力需求增长放缓。英国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均电力消费变化趋势与美国基本相同，经济平稳增长使得人均用电量和人均装机容量不断升高。1972年到80年代末期，经济出现负增长，人均装机容量开始下滑，人均用电量也停滞不前。90年代初到目前，经济始终低速平稳发展，人均装机容量和人均用电量小幅上升。韩国从1972年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人均用电量和人均装机容量不断增加。1992年以后进入新经济时代，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居民和第三产业用电需求迅速增长，人均用电量和人均装机容量大大提高。

　　防止过低估计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从1980-2009年的年度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电力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看，由于波动幅度较大，难以做出趋势性判断，但可以用来解释当年经济结构的变化。

　　从该系数的5年滑动平均曲线来看，其值在0.65-1.35之间，且近似于一条正弦曲线，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点，其周期大致在9-10年。从曲线最小到最大数值变化的态势看，呈现出当前经济逐步走出调整期、进入新阶段的加速发展期的特点。从10年、15年滑动平均曲线来看，其值在0.8-1.2、0.85-1.0之间，30年平均为0.97。在经济加速成长期，其电力需求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预计2010-2020年，电力弹性系数的10年滑动平均值应当在1左右。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不宜过低估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耗电强度较大的重工业受冲击最严重，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自2000年开始连续7年大于1后，到2008年变为小于1。美国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延续工业化进程的电力弹性系数长期大于1、总体为2.1左右，日本1955-1967年为1.8，韩国1972-1981年的电力弹性系数为2.1。在工业化完成后，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开始变小，在经济稳定但保持缓慢增长的情况下，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某些情况下即使完成了工业化，其弹性系数仍可能比较高，如2000-2007年，韩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1.23，意大利为1.54，德国为0.96。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2000年以来略大于1的弹性系数相对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并不算高。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宜过低估计未来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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