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显著，中国经济实现了超预期增长，站在岁末年初这个时间点上，思考现在，展望未来，2018年经济形势会有怎样的变化?本刊特编译了联合国《2018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7中国特别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并摘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以飨读者。

 

 

 

从2008 ～ 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2010 ～ 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到2014 ～ 2016年的全球商品价格调整，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发展遭遇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和负面打击。如今，随着这些事件的影响逐渐减弱，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得到稳固，一些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问题，正迎来有望解决的重大机遇期。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相比2016年的2.4%有了显著提高，这一增速也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增速。2017年，全球约2/3国家的经济增速高于去年，预计2018年到2019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3.0%左右。

 

虽然东亚和南亚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但是全球生产总值的加速增长仍主要来自于几个发达经济体。此外，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和俄罗斯的经济也得到周期性改善，开始走出衰退，为2016年至2017年间的全球经济贡献了1/3的增长。但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收益仍分布不均，很多国家地区经济增速尚未恢复。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前景依然充满挑战，凸显了那些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在经济周期中的脆弱性。

 

 

由于全球宏观经济前景趋于稳定，全球投资环境总体有所改善 ：融资成本普遍保持在低位，风险溢价正在下降 ;跨境贷款的增加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贷增长，推动了资本流向新兴市场。此外，一些较大经济体的内部，经济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生产性投资得以温和复苏。

 

由于前两年投资增长异常疲软，以及全球投资经历了长期的整体性的长期低迷，当前的复苏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起点位置。要实现更为强劲的增长，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投资回弹。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债务上升的风险、长期的财政脆弱性都可能会给这轮投资回暖带来阻力。

 

 

全球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环境保护的压力也在增大。不良气候造成的影响越发显著，显示出应对气候变化和遏制环境恶化的紧迫性。尽管与全球能源消耗息息相关的碳排放水平在2013年至2016年间保持不变，但是随着GDP增长趋势日益强劲，未来的碳排放水平可能会升高。

 

 

由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中，可再生能源占到一半以上，但可再生能源装机发电量仅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2016年可再生能源投资达783亿美元，占全球 的 32.4%。在 2017 年前三季度，全球可再生清洁能源投资同比增长2%，其中，分布于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墨西哥、英国和美国的7个大规模风电项目，耗资都在6亿～ 45亿美元，为这一增速贡献了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仍在遭受严重的能源供应短缺。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通过恰当的政策和投资，环境友好型经济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潜力。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脆弱局面虽然得到改善，但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出现。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上升，世界贸易、发展援助、移民问题、气候问题前景仍不明朗。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生产的回暖速度。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可能会加剧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倾向。

 

长期以来，全球流动性充裕、借贷成本较低，加剧了全球债务水平的上升以及金融失衡，也带来了高资产价格的贬值风险。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特别是那些拥有开放资本市场体系的经济体，仍然容易受到风险偏好、全球流动性无序收紧甚至突然的资本撤离的影响;另一方面，各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出台的货币政策前所未有，使金融市场更加难以预测，并放大政策失误带来的风险。

 

 

一是中国是大宗商品主要进口国，2016年，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占全球需求量的70%以上，镍和铜需求量占全球需求量的40%以上。中国对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量下降，可能会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尤其是金属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随着全球贸易回暖，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增强，大规模银行资金流向中国、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等新兴经济体。

 

三是旺盛的国内需求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使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同时，中国通过刺激出口及投资需求，来增强企业信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比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

 

四是预计中国将继续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重工业去产能，遏制金融风险。

 

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7中国特别报告》

 

 

全球能源系统正迎来四大趋势 ：清洁能源技术发展迅速，成本不断下降 ;能源电气化的趋势增强 ;中国正向能源服务导向与清洁能源相结合的趋势发展 ;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发展强劲，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世界上最大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国的地位。

 

当前，虽然全球能源需求增速正在放缓，但从现在到2040年，能源总需求量增幅依然可达30%，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量的2/3，其余能源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在全世界各种能源的终端用途中，电力将愈发重要，占比将达到近四分之一。在许多国家，可再生能源成为成本最低的新增发电能源，其投资占到全球电源投资的三分之二。工业需求将成为电力行业最大的增长点。在原有的能源消耗领域继续增长的同时，电力还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采暖和交通。

 

全球能源投资结构将随能源格局变化而变化。从现在到2040年，能源投资累计将达到60万亿美元,其中电力投资占近一半。若将环保、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电力普遍服务等领域结合,投资累计将达到69万亿美元，其中电力投资占近三分之二，相比近年来40%的平均水平大幅上升。

 

但是，全球性的电力普遍服务依然难以实现，到2030年，依然会有大约6.75亿人用不上电，其中90%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依然会有23亿人继续依靠生物燃料、煤或煤油做饭。

 

电力生产基本实现低碳化，从现在起到2040年，电力需求会增长60%，但全球发电的污染物排放量仅增加5%。到2040年，发电将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60% ;另外，核电占比为15%。

 

电力相关政策正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 ：如何确保电网建设方面有充足的投资 ;如何确保投资建设的电源项目符合电力系统所需要的发电技术结构，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随着风电和太阳能光伏份额的不断增加，电网的灵活性日益重要)，如何在应用数字技术提高电力系统的效率的同时，规避潜在问题和风险，等等。随着各国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关注越来越多，全球所有主要污染物排放都会下降，但其对健康的影响依然严重。尽管二氧化碳排放量最近较为平稳，但到2040年时排放总量还会略有增加。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源政策现在更加注重电力、天然气和数字化技术。中国能源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从2000年到2012年的年均8%降低到2012年至今的年均不足2%。随着相关的节能增效法规政策陆续出台，从现在起到2040年，中国能源需求年均增速将只有1%。尽管如此，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仍将会超过欧盟。

 

中国的能源政策方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能源发展的趋势，并引领全球能源结构更快地向清洁能源转型。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技术出口和对外投资规模决定了其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的能源政策助推下，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光伏装机占到全球装机量的三分之一，电动汽车投资占到全球的40%以上。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到2040年，中国电力基础设施的增量会相当于如今美国的整个电力系统的容量。中国还将会继续引领核电产业的渐进发展，到2030年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核电生产国。

 

到2040年，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增量会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预计将进口天然气2800亿立方米，仅次于欧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天然气贸易的关键成员。2030年左右，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到2040年，其净进口将达到1300万桶/天。届时，中国将不再是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为2025年后，印度的能源需求增长将更大。

 

中国目前在国际煤炭市场依然独占鳌头，经预测，中国煤炭消费已在2013年见顶，到2040年时将下降近15%。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在2030年会达到峰值——达到92亿吨，仅略高于当前水平，随后将开始回落。

 

 

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回稳向好态势，国民经济呈现运行平稳、结构优化、动能转换、质量效益提升的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显著大幅回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8%左右，增速比上年小幅回升，实现年初的增长目标。其中第一、二产业增速平稳，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速贡献显著，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新基础初步形成，由降转稳拐点出现。经济增长新基础的形成 ：政策方面，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强刺激转为适时适度调控 ;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发力 ;从偏重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并重，在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从偏重需求扩张转向稳需求与调结构、转方式、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加。市场方面，外部经济环境趋稳，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向明朗，受其影响，我国出口形势开始好转 ;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正在积极解决，支持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特别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

 

全球化、国家战略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正在增大。从“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发布的资料看，2014 ～ 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见，这体现了战略的引导作用，要把握经济发展就需要考虑并体现战略的作用。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并行的，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提升，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值得重视的情况，引导全球化的国家可能感受到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比对本国更有利，而且全球化利益分配具有动态特征。

 

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能进入或参与搭建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平台。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近期和远期影响进行利益评估，以“命运共同体”的思路评价共享结果，谋划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包括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等，将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对外贸易或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预计将有进一步改善。从内因分析，如前所述，我国企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竞争力在迅速提高，未来出口高附加价值产品会越来越多，自主品牌产品会越来越丰富，产品质量会越来越好，档次也将不断提高。从外因分析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将保持较好势头。

 

另外，种种迹象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面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基本可以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人工智能引发的积极效果将远远超过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三次科技产业革命。2018年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大型装备制造、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家政服务等多领域或将取得成功，从而推动世界经济、贸易更快增长。

 

数字经济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5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据四席，影响世界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有三项与互联网相关。这一切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让互联网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

 

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经济发展成果被更多的人所共享 ;从政治角度来看，互联网为人民群众和政府部门搭建起一座无形的桥梁,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度 ;从文化角度来看，互联网打通文化领域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业态的整体升级，网络文化市场日益繁荣 ;从生活角度来看，互联网催生了移动支付、滴滴、共享单车、O2O等商业服务模式，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给人们带来便利，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从社会角度来看，互联网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一方面，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平台，中国人平均每天“在线”时间大约3小时，另一方面，互联网吸纳了大量社会就业。

 

数字经济可以创造性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科技和创新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目前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可以创造性地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以扶贫为例，传统扶贫模式，如果缺乏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很容易出现返贫现象。互联网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思路，并创造性地解决了部分问题。近年来，部分贫困地区开展电商扶贫，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进驻贫困村，帮助贫困地区搭建电商平台，连接农村到城市的物流体系，贫困户可以直接利用网络平台销售本地优质土特产，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电商扶贫模式由于进入门槛较低，让很多农村贫困人口有机会就地进入劳动市场实现稳定就业。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 测，2018年 我 国GDP增 长 率 为6.7%，比上年略微减少0.1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在低位运行 ;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得到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会在适当区间内出现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虽然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不断回流，从而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使用成本上升、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将不断减小，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另外，由于2017年较高的基数因素，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将有所回落。从内需来看，虽然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的发展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高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但总体而言，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蹴而就，由于规模和时滞等因素，新的发展动能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因结构调整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信贷政策收紧，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会逐步回落，而政府债务、赤字水平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作用的发挥，从而使得 2018 年 投资的拉动作用或将减弱。另外，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较大失衡，基尼系数依然居高不下，从而限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

 

 

一是新一轮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和激发我国的外部需求 ;二是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这对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将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 ;四是虽然2018年翘尾因素将成为推动CPI上升的重要力量，而上游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但是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且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