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将绿色产业划分为了6大类别，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以及绿色服务，在这6大一级分类下又细分为30项二级分类以及211项三级分类。
绿色产业终于有了明确界定。
为进一步厘清产业边界，将有限的政策和资金引导到对推动绿色发展最重要、最关键、最紧迫的产业上，有效服务于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7部委日前联合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目录》），明确了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6大类200多项绿色产业内容，并设立了绿色产业专家委员会，为《目录》在各领域的落实、细化目录和子目录的制定、绿色产业标准制定等工作提供相关专业意见。
“这是我国第一次对‘绿色产业’做出较为明确的界定。”绿色产业专家、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臧红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录》必将进一步促进绿色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何谓绿色产业，在有了明确界定后又该如何更好促进其发展？
并非独立的第四产业
臧红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关于“绿色产业”，在西方工业文明进程中可以找到其踪影和起源。“绿色产业”这一概念最初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洲。1989年，加拿大环境部长在政府官方文件中提出“绿色产业计划”，第一次在宏观层次上把“绿色产业”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随后有12个工业化国家提出了20多项“绿色产业计划”。
“我国的绿色产业从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而来，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绿色发展贯穿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快绿色产业发展是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其重要性逐渐凸显。”臧红印分析。
“绿色产业并不是指独立于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之外的第四产业，也不是单指环保产业，而是泛指企业采取了低能耗、无污染的技术，使产品在生产、使用和回收等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破坏，这样的企业联合体就构成了绿色产业。”臧红印说。
他进一步阐述道，绿色产业是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有效需求的前提下，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具体要求，符合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在全生命周期推行清洁生产，资源消耗较少、资金投入合理、科技贡献性明显、经济产出和社会贡献性较高，并能够与生态环境进行良好互动且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产业业态。
概念太大导致有空子可钻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针对绿色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壮大。今年1月初，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9部委联合出台文件，推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不仅是中央层面，各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贵州省今年计划筹集绿色产业扶贫资金500亿元，旨在做大绿色产业扶贫投资基金规模。湖南、湖北、云南等省份也出台各种措施，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严格限制建设高能耗、高排放、产能过剩和简单重复的项目，统筹规划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绿色旅游等绿色产业体系。
但与此同时，绿色产业边界界定不清、产业政策无法聚焦等问题一直存在。
“任何一个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都会经历起步发展、混乱无序生长到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绿色产业也不例外。”臧红印说，不可否认，现阶段确实存在“泛绿色”“伪绿色”的现象。
“一个大楼用了几个太阳能板就被称为绿色项目，这种现象不少。”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绿色产业概念太大，各部门各管一摊，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导致很多企业钻空子，沾政策的光，其实并没有做“绿色”的事。
除了这种一眼能识别的“泛绿色”，有业内专家分析，还有一种现象更需警惕。例如，在市县进行产业准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制定的政策会阻挡一部分达不到绿色发展要求的企业进入，而新兴的产业又没能及时替代，从而造成地方税收减少，失业增加。此时，地区的利益受害者会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起抵制污染治理；而当地政府很有可能迫于压力而妥协，降低绿色发展的标准和强度，甚至主动帮助污染企业“披上绿色外衣”，进行不利于绿色发展的工业发展。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造成污染的企业的产品可能是维持当地税收和就业的重要保证，而治理污染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可持续性”地发展该企业，而不是寻找新兴替代产业。为一时的环境利益而简单地治理，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消除污染的目标。这种带有妥协、被动特点的绿色发展，实际上是一种“伪绿色发展”。
答好“绿色”题还需多管齐下
《目录》的出台为解决这些问题开了个好头。
“广义的绿色发展贯穿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但我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有限，应该把有限资源利用在绿色发展的重要领域。”臧红印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制定《目录》参考了国际通行的绿色产业认定规则，以我国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污染防治攻坚重点工作和资源环境国情为重点，广泛听取了各部门、各地方、各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
“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国家应该确定绿色产业优先发展级别，明确哪些产业是迫切需要优先发展的。”常涛认为，现在各级政府动起来了，但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重点该抓什么。
“比如说在再生资源领域，是应该先解决快递包装，还是废塑料或旧衣物的回收？有关部门是否可以从全局考虑，出台一些纲领性的文件。”常涛说。
此外，常涛特别强调，在发展绿色产业时尤其要重视体制机制的创新。“现在都在强调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给企业减负。但环保产业情况不一样，政府在这一领域管理、监督、扶持的力量不能少。”常涛说，以生产者绿色责任制为例，短期看是给企业增加了负担，但长远看，如果大家都增加了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那对所有企业就是相对公平的，而且企业在这个绿色发展过程中，会想方设法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升级。
臧红印认为，各地应在吃透国家相关政策基础上立足本地区具体情况，做好绿色产业的梳理和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创建绿色产业发展智库和绿色产业发展的大数据平台，大力培养相关人才队伍，做好相关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工作，千方百计开展绿色产业导入工作，同时还要加大对绿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等工作。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增加本地区就业和本地政府财政收入；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培养本地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活力。”臧红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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