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春风化雨诗意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文学创作获得了自由的天地。我虽然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但是，毕竟年近40岁了，工作也由煤矿调到石嘴山市的文化单位，文学组织工作也占去了我的很多时间，诗歌创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我不甘心落伍，紧紧跟着文学大军之后，努力前进。

这一时期，我的诗歌创作跳出了“车间文学”的圈子，有着十分明显的变化。

变化之一：我注重对抒情形象自身特质的开拓，给读者以丰富的联想。如《呵！煤》：

 

地壳的压挤！

高温的烘烤！

岁月的磨砺！

于是，

红花的理想，

绿叶的希冀。

连同大树的参天壮志，

变成了

变成了坚硬的“黑石”！

 

变化之二：我的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有了新的探索，对象征和暗示的运用比较自然了，给人清新、隽永的感觉：

 

呵，少女的眼睛，

清澈，多情，妩媚。

绿树是长长的睫毛，

湖水是闪闪的瞳仁。

 

睁大着，睁大着，

天黑了，也不睡……

——《绿洲》

 

地平线，

一张大弓。

 

大沙梁横亘，

弓上的弦。

 

一行驼迹，搭在弦上的箭。

射向遥远，遥远……

——《驼迹》

 

变化之三：我的感觉敏锐了，不再粘滞于形象的表面，而是能深入到形象的内部，对诗的感觉进行开掘：

 

醇香的乳汁哺育生机，

把沙丘失落的花朵寻觅。

《机井》

 

用仅有的一点红色，

诉说着大漠的未来。

——《无名花》

 

这些变化，使我的诗歌有了个性，也有了情彩，只可惜我的诗歌创作越来越少了。因为我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上了。

五、饱蘸热血写真情

进入新时期以来，是我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我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生活，理解生活，进行精心着意的构思，作品无论是深度，还是揭示事物的本质，都有巨大的提高，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在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自治区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俺家那个“货”》、《欢乐的矿山》、《入党三题》、《家庭琐事里的哲学问题》、《芳馨的晚香玉》、《春雨蒙蒙》、《夫妻俩》、《塌陷区》、《矿山的早晨》、《天轮飞转》、《金砖》、《一头雾水》等近百万字、五六十篇长、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贺兰风云录》也叫《郭拴子覆灭记》是石嘴山地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匪王——郭拴子覆灭记》。这部小说以宁夏地区解放初期著名土匪郭拴子的覆灭过程为题材创作的。关于郭拴子的故事是我在矿井下背煤时听说的。这部小说先在1983年至1985年《宁夏群众文艺》连载两年多；2000年在《吴忠日报》全文连载半年多，在宁夏读者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匪王——郭拴子覆灭记》是我的代表作。宁夏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克俭评论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郑正的长于叙事、熟悉民间俗语、丰富的传统表现手法等创作素养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发挥。为人们展示了解放前夕塞上山川的历史斗争画卷，塑造了郭拴子、张绪绪、吴国昌等解放前夕盘踞宁夏、为非作歹的土匪形象，还塑造了史铁山团长和战士陈宝良等为解放宁夏而英勇斗争的我军指战员形象。”何克俭先生又说：“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是没有把人物丑化、简单化。比如匪首郭拴子，是小说全力描绘的人物，作者通过郭拴子杀张歧岐、吃人心、活活打死大老婆郭石氏等情节，表现了郭拴子的凶残；又通过佯打李月仙、巧施美人计等情节写出郭拴子的狡诈；与此同时，还通过郭拴子孝敬父母的细节，写出了他性格中人性尚未泯灭的另一侧面。郑正还塑造了不顾个人安危上贺兰山舌战匪首郭拴子的阿拉善地区工委书记曹动之等正面形象，也都栩栩如生，真实可信。《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匪王——郭拴子覆灭记》流畅的叙述语言，浓郁的地方特色，生动的方言土语，衔接巧妙的章回文体等，都使这部小说成为最能代表郑正创作水准和风格的作品。”

六、报告文学与“广告文学”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的小说、诗歌创作量逐渐减少了，而散文、报告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多起来，特别是报告文学占据我文学创作的40%以上。这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促进我改变了创作的路子。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各条战线都英雄辈出，要求文学工作者要为改革开放唱赞歌，为崭新的时代推波助澜。报告文学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最快捷、最直接、最有效的文体，我义不容辞地担起了“扇风点火”的重任，以号称“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创作，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努力创作出为改革开放不顾个人安危流血流汗的英雄形象，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有人对我说：“你这是搞‘广告文学’，不是正经玩意。你别自己糟蹋自己了，你应当珍惜你以往的成就。”

这朋友的话，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孤灯探讨，甚至对文学的功能反复研究。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作家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对自己自下而上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这是一种艺术创造，而不是机械地复制现实。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带有阶级性，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文学用艺术形象来宣泄作家的思想情绪、内心世界、深刻哲理、生活感受和理性认知。说白了，文学是作家自己在宣传自己，自己在为自己做广告。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己的广告。我认为把部分精力放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何不可呢？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我给予了极大热情的关注，投入到报告文学创作之中。1987年，我被石嘴山瓷器厂改革的惊心动魄的事迹所感动，写出了《大地，洒满明媚的阳光——石嘴山瓷器厂纪事》，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塞上风云动》专集发表，接着又写出了《壮丽的人生之歌》、《风雨兼程》、《自强不息的生命》等，先后发表后获《人民文学》和自治区创作奖。1992年以后，我与陈勇等人合作，出版了12部报告文学专集。宁夏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余光慧以《改革的歌者——郑正、陈勇近期报告文学简议》、王金柱以《崛起的辉煌——评报告文学集<群英风采>》、高嵩以《漫谈企业和企业家的报告文学——在郑正、陈勇<宝胜，腾飞的巨龙>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上的发言》等撰写了评论文章。1997年10月7日，宁夏作家协会和石嘴山市文联联合在银川召开了“郑正、陈勇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

评论家高嵩评论说：当前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有好有坏，参差不齐。坏的是抄材料，不写事件，不写人物，没有理性的闪光；另外则是作者自己大喊大叫，发自己的感情。郑正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事件，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有场景，有特写。他的作品首先使人了解事件的真实面貌，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人物上。这样，企业的创业和发展，由人物来说明，提高了作品的质量。同时对人物创业的了解触发了作者的感情，并注入叙述和描写之中。郑正的报告文学《人生风景线》，以‘我’为人称，很亲切，很特别，把对象自我化，很真实地写出了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宝胜，腾飞的巨龙》创作方法上也有特色。作品中小标题很贴切，脉络清晰，没有弄虚作假。郑正的报告文学从社会学的角度诠释经济的发展：人才怎么样成长？企业怎么样成长？这些都可以从作品中看到。同时，中国人在经济大潮中的心态是什么？也可以从郑正的报告文学中了解。从作品中可以表现出人物通过动作表现出来是理论家与实干家的结合，企业家从理论上思考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七、文学梦郑正还要做下去

50多年来，我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文学》、《散文百家》、《宁夏日报》、《朔方》、《青海湖》、《黄河文学》、《宁夏群众文艺》、《通俗文艺家》、《煤炭文学》、《中国煤炭报》、《贺兰山》等百多家中央和地方报刊以及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专集上，发表了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集结出版了《郑正小说选》（中短篇小说集）、《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匪王——郭栓子覆灭记》（长篇小说）、《活着就好》（长篇小说），《风景这边独好》（散文集）、《小黄鹂的故事》（童话长诗）、《山高水长》（散文集）、《沙湖，童话的世界》（散文集）、《天高地厚是亲情》（纪实文学）；与人合作出版了《宝胜，腾飞的巨龙》、《驾驭春风创辉煌》、《阅尽人间春色》、《塞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踏平坎坷成大道》、《足迹》、《群英风彩》、《青春热流》、《这里春光明媚》、《壮哉，古峡人》、《他们走向新的辉煌》、《星，从黄土地升起》、《劲松傲雪》、《峥嵘岁月》等报告文学集14部；专著《石嘴山文物志》、《中国·石嘴山》（与人合作）。我总计出版著作24部。有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向国外介绍，并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电视剧一部由宁夏电视台录制播出。

我主编出版了《贺兰山文学丛书》、《宁夏川文学丛书》、《西部文丛》。这三套丛书共40多本，计650多万字。协助主编了《石嘴山文学作品选》（三卷本）、《石嘴山歌曲选》、《石嘴山歌谣》、《石嘴山谚语》、《石嘴山民间故事》、《岁月成歌》、《胜利者的历程》、《一流风采》书籍等，计500万字。

我荣获全国、省、市级文学艺术奖40多次，其中，短篇小说《空白》荣获全国首届冰心杯文学奖；短篇小说《溜子头有颗翡翠般的嫩芽》荣获全国延安杯文学奖；短篇小说《吕菊影上夜校》、《明年》、《风送暗香来》、长篇小说《贺兰风云录》、中篇小说《狼道》在宁夏回族自治区1980年至1999年的五次全区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中，连续五次获奖；短篇小说《眼睛暗暗地盯着》荣获《宁夏群众文艺》征文一等奖、论文《美在生活中》荣获宁夏论文二等奖。

《宁夏作家论》、《朔方》、《新疆回族文学》、《青海湖》、《宁夏日报》、《中国煤炭报》、《贺兰山》等区内外报刊分别发表了对我文学创作和作品的评论。

我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石嘴山市文学队伍的组织和培养文学初学者身上。我担任石嘴山市作家协会主席20多年，并先后担任《石嘴山文艺》、《贺兰山》、《煤炭文学》主编、副主编、编辑部负责人，组织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作品改稿会、文学作品讨论会和讲座会，团结新老作者，努力多出作品、多出人才。我是石嘴山市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我的事迹收录于《中国作家大词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艺家词典》等权威性辞书中。

可以说我算是“功成名就”了，退休后可以安渡晚年了。但是我依然笔耕不缀，特别是我身患脑梗塞半身不遂后，居然写出三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活着就好》。《贺兰山》文学双月刊主编陈勇先生是这样推荐这部作品的：

郑正先生于大病之后写作了长篇小说《活着就好》。这是作者在经历疾病炼狱折磨之后一次面对自己的泣血写作，是一部回忆录、自传体小说，也是作者长达半个多世纪人生经历的心陆旅程，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童年的不幸，少年的艰辛，青年时漂泊“盲流”的艰难坎坷，以及勇敢面对人生的不屈精神。这是作者经历生死一线挣扎之后为心灵打开的一扇窗口，让漫长人生风雨沧桑凝结成文字，展现人生所折射的社会生活万象百态，风云变幻。小说细腻生动，真实感人。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一步一步走过的道路，一个一个战胜的挫折困难，一点一滴不懈追求取得的成就，看到作者从“盲流”大西北的背煤小伙子成长为一个作家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文字中，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对接纳、培育他的石嘴山这片热土满怀的感恩之情，也是作者以写作方式对战胜疾病的生命自身的一次深情回顾，热情拥抱，也是献给石嘴山建市五十周年建设者的游子情怀。活着就好！活着真好！

著名文学评论家荆竹先生评论说：“郑正兄，《活着就好》最近抽空看了一遍，感觉十分亲切，很多细节都很有感染力。这是你经过‘炼狱般的折磨’，经过‘肉体和精神都要到了撕肝裂胆的考验’之后的内心独白，故亦可称之为‘炼狱’ 般之作品。‘活着就好’——这是非经过大苦体验不能感叹之肺腑之言！

“我觉得你对人生之思索既不是无动于衷之冷静旁观，亦非忘却自己之存在去追求美丽游戏或消遣；你是从自己存在那最内在之困境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人生真谛的，你的这一精神劳作不过是为了解开生存之困惑。换言之，你即生存在自己所构筑的文学宫殿之中，那里是你生命的家园。你说‘一个作家，主要靠脑子的思维写作，如果脑子坏了，那还不变痴、变呆、变傻了？还怎么写作？如果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使我想到在现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范畴——焦虑，……许多杰出文学大师之作中皆存在此种焦虑倾向。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莫不如此。这就意味着作家不只是敏于感应焦虑的载体，而且同时是焦虑产生的主体或本原。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焦虑最内在的根源乃是作家对自我存在及其困境最深切之体验。在此种令人不安的焦虑性体验中，作家勇敢地面对自我，洞悉了人生之真谛，这就使作家在精神历险中觉悟到某种内在愉悦和自由。这是一种带有痛苦的快乐，是一种比肤浅自娱深刻得多的愉悦，也是作家精神劳作的最大幸福所在。正像美学上对崇高感所作的描述一样，是一种由‘痛感’转化而来的‘快感’，我们不妨说，伟大文学创作是崇高的。”

“这种焦虑状态，非同一般的心理状态，使作家超越了日常经验的羁绊，摆脱了陈规旧习的思想方式，以极其率直的方式达到了对人生真谛的彻悟。郑正兄：你在写作《活着就好》是不是有此种心理感受？……焦虑摧毁了一切虚伪与假象，打破了生存的种种谎言，使人沉溺到最本质最深刻的精神探求之中。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焦虑是伟大的文学创造的精神品格，是卓越艺术表现力和深刻思想洞察力的内在源泉。”

“郑正兄：假如没有这个‘白色世界’，没有三天三夜的炼狱般折磨，没有肉体与精神之考验，没有特殊的‘病床梦忆’，你能有《活着就好》这部作品吗？即便有，或许尚待时日！其实创造本身不但有传达出作家焦虑体验的作用，同时还有经由创造性的想象活动来缓解降低作家焦虑的功能，准确地说，亦即一种自我治疗的功能。想像性的自居情境，使作家表达了他最内在的忧虑与不安，这便使焦虑不安的心灵得到不同程度的净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就可以对你的一些滔滔不绝的童年记忆的叙述，对一些亲朋好友、师长弟兄、乡里内外贤达之描绘以及众多的独白，取得新的理解。难怪卡夫卡说，不写作便会以发疯来了却这辈子；凡高说，作画是防止他患病的‘避雷针’；郑正兄也说，不写作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等等，毫无疑问，焦虑不但不是抛弃回避的多余之物，而是艺术创造的宝贵良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在结构、体例的编排上基本包括了个人档案，正文（正传）、新闻链接（背景）和创作手记等多个方面；不论是小标题还是引文，皆力求概括性与写实性的结合，既提示内容又吸引读者眼球；在引文中，注重细节描绘和整体叙述相结合等等。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既能让读者对性格经历迥异的人物烛照印象深刻，又能在他们脑海里留下‘群像’的轮廓，形成一种‘总体性想象’，从而产生一种不但是作者本人‘我’而是一种规模效应——这也是本书之特点之一。”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既可以是生活的写实，亦可以是一种精神的表达；它既是不可证实的，又是可证实的，既不可验证，又不能不予考虑。它们是在另一个世界上‘为心灵开启了另一个窗口。’这好像是美国哲学家爱德曼的意思。透过这个窗口，心灵洞见一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感到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深刻之物，故可造成神奇之艺术效果。艺术创造虽深刻神秘，但艺术活动却又为主体所把握。与日常经验不同，在艺术世界中，遮蔽之假象被揭开，在真理之光之强烈照耀下，人生的本质和真谛暴露无遗，一切皆处在一览无余之敝开状态中。人与人的沟通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最初关联昭然若揭。人们第一次感到自身赤裸裸的本质，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环境，体会到人类命运之严峻考验。……所以，审美带有令人自由与解放之性质。”

我除了创作《活着就好》外，退休之后还发表了一批小说、散文、古体诗歌。如中篇小说三部曲：《饿殇》、《盲流》、《孽海》。有的作品在全国评奖中获奖。《精神旗帜》（诗歌外一首）发表于《鲁迅颂典》2012年12月版，荣获鲁迅诞辰130周年鲁迅艺术奖——诗歌奖；《净土集》（散文三题）发表于《全国诗歌精品大观》，荣获“时代颂歌”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咏竹诗》三首，发表于《全国竹子诗书画大全》，荣获“中华竹颂竹诗书画大赛”二等奖；《钓鱼岛情怀》（组诗）发表于《保钓诗词三百强》，荣获全国首届中华同题诗词竞赛优秀作品；《故乡的圣泉》）（散文）发表于《百家》2013年5期，荣获2013年“东方美”全国诗文书画大赛金奖；《贺兰山赋》（散文）发表于江西省文联主办的《“滕王阁杯”中国南昌第九届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大赛作品集》，荣获一等奖。

我在不屈不挠地生活着，总记住何其芳的诗句：“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煤矿成就了我的作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