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初开始，中东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国家，突尼斯、埃及等国革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11年年末，中东热点却突然转向了伊朗，伊朗核问题在沉寂了一年之后，再次成为国际热门话题。

伊朗核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其背后的权力博弈。

如果将美国、欧盟和以色列视为西方阵营，那么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反西方阵营。冷战结束20年来，世界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西方阵营与中东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的矛盾，而2011年阿拉伯革命实际上更有利于反西方阵营而不是西方阵营。美、欧、以原本以为，“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就是苏东解体之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二波，但民主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阿拉伯国家新政府似乎有“回归伊斯兰”倾向，“阿拉伯之春”正在变成西方所担心的“阿拉伯之冬”。

例如，在突尼斯，10月27日大选中“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41%的支持率，成为制宪议会第一大党；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影响力上升；在利比亚，过渡政府称将恢复伊斯兰教法；在苏丹，原教旨主义逐步成为主流；在土耳其，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回归伊斯兰世界的步伐加快，且由于以色列拒绝就2010年5月袭击加沙人道救援船事件向土耳其道歉，土耳其于2011年9月驱逐以色列大使，断绝与以色列的军事交流关系，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被取消。

加上伊朗、伊拉克什叶派、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形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日渐崛起，整个中东亲西方温和势力衰弱，而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东反西方势力上升，其中伊朗被美、欧、以色列视为反西方势力的“精神领袖”，伊朗不除，从北非到西亚反西方激进势力抬头的趋势就得不到根本性遏制。

除以色列对以伊朗为代表的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不断上升感到焦虑外，奥巴马政府也忐忑不安。美国认为，在涉及美国在中东重大利益问题上，伊朗几乎都与美国政策相背——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伊朗支持伊拉克反美武装；伊朗不断干涉阿富汗内政，扩大在中亚影响力；伊朗支持哈马斯，阻止巴以和谈；伊朗被指谋求发展核武器，有造成中东地区横向核扩散的危险；美国认为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对西方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伊朗神权体制成为中东民主化的绊脚石；伊朗拥核崛起，恐将挑战美国在中东尤其是波斯湾的主导地位等等。此外，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具有一定的条件，如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伊朗邻国均部署有军事基地，对伊朗构成了军事包围；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无外交关系的产油国，一旦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欧，恐将都受制于美国。

当然，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无论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尚未做好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充分准备，而对伊朗加大制裁力度，采取军事遏制、政治围堵、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应该是当下西方最节约成本的做法。西方希望像当年对付伊拉克一样，以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不断加大制裁力度，通过制裁消耗伊朗国力，再伺机推翻政权。但是，由于中俄不可能与西方亦步亦趋，西方对伊朗制裁的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在伊朗拥有重要的石油利益。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关切，美国曾鼓励中国增加从沙特进口石油的份额，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使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更起作用，但在短期内，伊朗仍是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国。由于中国“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外交原则不会改变，由于中国在伊朗拥有重要的利益，也由于发展中大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中国不大可能支持西方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在安理会支持西方通过对伊朗更严厉制裁的可能性也不大，新兴发展中大国群体的“抱团”现象日益明显。

伊朗对中国外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向地区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两次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对美国长达十年的牵制，使中国获得十年战略机遇期；第二次是在2001年“9·11”之后，中东反恐成为美国的主要任务，中国再次获得十年战略机遇期。阿拉伯革命之后，中东伊斯兰势力的上升、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西方与中东伊斯兰反西方势力恐将第三次“对决”。西方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有望为未来中国发展带来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奉行和平、稳健的外交政策，充当斡旋者，阻止中东地区再次出现流血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是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举。

西方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有望为未来中国发展带来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奉行和平、稳健的外交政策，充当斡旋者，阻止中东地区再次出现流血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是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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