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在温州境内追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虽然大陆很快就为国内媒体的报道划了红线，官方媒体也异乎寻常地指出，事故动车是基于国外技术建造，但席卷全国的网络问责风暴却愈演愈烈。虽然事故发生在铁路行业，考虑到高铁和核电都是成功商业化的最大型、最复杂的工程技术，中国政府有必要深刻意识到，这次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警示作用。

中国高铁从2004年前的一无所有，在短短几年做到运营规模及速度世界第一，走完了发达国家近半世纪的历程。与此对比，中国核电规划与高铁的大跃进式建设，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10年底，大陆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不过1082万千瓦。虽然2007年发改委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在2020年前将指标增至4000万千瓦，不过据大陆媒体报道，可能将这个目标大幅上调至7000至8600万甚至是1兆千瓦。

值得庆幸的是，鉴于日本福岛事故的严重性以及对中国民意的巨大冲击，3月16日中国国务院迅速决定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此举标志着政府对核电开发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很可惜，中国最近又出现了核电大跃进的趋势。7月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提到，要在2015年前引进消化美国第三代的AP1000技术，并将单机容量由1000提到1400兆瓦。相对中国的“高效率”，同样的时间，可能还不够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核电投资人申请项目开工的许可证。

中国的核电和高铁行业，在本质上都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手段，从国际引进关键技术。除了国产压水反应堆，中国还陆续引进了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美国的多种反应堆技术。但是从设计标准化、操作安全、维护简易性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国家，同时运行维护过多种类的反应堆，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核电发展模式。因此，中国需要立即限制堆型“八国联军”化的趋势，并集中人力、物力，专注一到两个标准堆型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核电大跃进的后果更严峻

据报道，中国可能会放弃第二代反应堆，并转而采用包括被动式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技术。与此对照，这次温州的事故，动车配备了据说能保证绝不追尾的中国列车控制系统。以此类推，不管第三代核电技术理论上如何安全，中国政府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类没有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安全技术，可以轻易地因为硬件失灵、设计错误或操作经验不足等原因失效。

鉴于中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矛盾的积累效应，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从政权稳定的高度，理解重大核电事故可能的冲击效应。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后，民间反核的力量导致美国30多年都没有新建核电站。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加剧了苏联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并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2011年福岛事故，导致日本首相菅直人被迫承诺会为此下台，并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如果坚持大上快上核电，匆忙上马的大批核反应堆，很可能成为潜在事故的引爆点。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源不足的附加风险，任何核电大跃进在中国都可能以核灾难的发生悲剧告终。

福岛核危机后，德国宣布在2022年前彻底退出核电行业。不过由于中德两国国情差别巨大，彻底放弃核电对中国来说并不可取。为了减缓国内诸多的能源和环境挑战，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进一步增长应该是无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必需意识到安全是核电发展之本。脱离开一个稳健的核电中长期规划，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7·23”温州动车追尾虽然暴露了中国公共项目投资领域，因贪功冒进所引发的诸多矛盾，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与执政党的公关危机，不过，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以该事故为鉴，大力整顿基建投资领域的乱象，并因此能对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的修订三思而后行，那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未尝不算因祸得福。鉴于核电开发的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发改委2007年公布的2020年国内核电运行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规划目标，短期内不宜上调。如果十二五期间，国内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能够顺利进行，中国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再行调整。

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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