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巴特勒: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学院，并于1977年加入BP英国石油公司，位至战略和政策发展集团副总裁。现作为伦敦大学国王政治研究院主席，同时担任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高级顾问和克勒资本和企业价值联会会政策顾问。2007至2009年间，他担任剑桥能源研究中心主席。2009至2010年间是前英首相戈登·布朗的特别顾问。他也是剑桥大学经济学院非执行董事和亚洲之家的托管人。

迄今为止，事实已经证明，2011年将是无法预计的一年。与其他行业一样，在能源领域，收益将取决于弹性和灵活性。

全世界都受到日本福岛（Fukushima）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冲击，在此期间，大部分新核电站项目都将暂时搁置。

核电行业当然在思考。全球拟议中的新核电站将近400座，其中许多是为了满足亚洲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目前有16座位于美国，11座位于英国，整个欧洲大陆的数量则更多。在美国，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及自1979年三哩岛事故以来的第一批新核电站执照都面临着危险。在欧洲，德国在十年内逐步撤销核电站计划，也面临着新的诟病。而在亚洲，印度大举发展核电，以缓解电力短缺的计划，也正受到质疑。

对于福岛核电站悲惨事件的回应，既不简单也不完全相同。这些事件为业已存在的担忧（包括来自中东的供应保障以及对全球经济继续大幅下滑的担忧）增添了另一种不确定性。

对于核工业而言，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如果福岛核电站的形势继续恶化，放射性物质大量泄露，那么国际社会对该行业的信心将被摧毁。得到批准的新核电站将很少（如果有的话），而欧洲和美国现有核电站也将前途未卜。一项有望提供一种重要低碳电力来源的技术将丧失公众的信任。

而受影响最直接的企业是铀矿生产商和加工厂，例如Cameco（加拿大铀勘探及开采公司）和USEC（美国铀浓缩集团公司），以及核反应堆建造商Areva、东芝和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继发效应会对其他行业造成伤害——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提供帮助。在美国，正在重新申请牌照，或发展多堆的Entergy和南方电力公司（SouthernCompany）等公用事业公司似乎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动力煤生产商ArchCoal和博地能源公司（PeabodyEnergy）则可能从中受益。与此同时，大型液化天然气生产商皇家壳牌（Shell）和雪佛龙（Chevron）将迎来长短期需求的增长。其他零排放电力来源的开发商也可能从中受益，不过，它们只能替代很小一部分核电潜能。

日本此次事故很可能最终会证明，现代核工业里采用的多重安全防护措施，再一次阻止了一场灾难。但事实被核事故所带来的恐惧情绪所掩盖。在美国和欧洲，修建新核电站的计划将被推迟，已有的核电站将尽快被关闭。在发达国家，随着旧核电站的关闭，主要的商机将来自关闭核反应堆的过程。

对于能源业整体而言，日本的事故令本已有分歧的现状更加复杂。除非福岛目前的问题迅速失控，导致人们丧失对于核电作为一种电力来源的所有信心，否则，中国和印度的修建计划很可能会继续。两国都需要电力来维持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已成为两国政府存在的理由。就目前而言，中印两国都从供应持续性和成本的角度来定义能源安全。

在亚洲市场，最紧迫的问题是地震对日本脆弱经济的影响。日本的能源需求在短期内会下降，由此挤出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中的泡沫。没有多少人会押注于油价在复活节之前会高于每桶100美元。

欧洲和美国将出现更为重大的中长期影响，在那里，对能源安全的定义是更多地关注于安全和环境完整性。新核电站建设的拖延和旧核电站加快关闭，都将促使发电企业投资于天然气，作为安全且容易获取的主要能源来源。随着市场对不同的因素作出回应，天然气价格已逐渐与石油脱钩，主要因素便是美国快速转向新开发的非传统页岩气供应。美国生产商已在计划以欧洲为起点，发展自己的出口市场。新的天然气供应不仅仅来自俄罗斯和卡塔尔，还包括挪威、中亚、特立尼达、尼日利亚、北非和地中海东部——最近几年，以色列最重要天然气气田中的两个都是在地中海东部发现的。

依赖于天然气有其政治复杂性和风险，特别是在欧盟（EU）缺乏完全一体化的电网的情况下。但与核能相比，天然气看上去安全且容易开采，资金成本较低，对于投资者而言回收期也较短。日本灾后重建时恐怕也不会迅速重建核电行业。尽管天然气有其自身的风险，但发生了的事情可能会让日本决策者相信：进口天然气是最为容易的选择。

对于全球的能源业而言，福岛的经济“余波”将普遍而长久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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