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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东送”十年:成效斐然,利益需平衡

 

如今,作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西电东送已有十年的时间。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为东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清洁、可靠、安全的电力保证的西电东送,对东西双方来说是一个共赢的工程,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十年共赢

  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退休职工王明均至今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每到傍晚,广州的街道经常因为拉闸限电而突然变得一片漆黑,每当此时,路上的行人只能慌忙跳下自行车,边推车边按着铃声提醒过路人,怕互相撞到。

  那时,刚经历改革开放的广东用电量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大,但由于自身资源有限,所用一次能源的80%以上需要从外省输入,而离广东不远的云南、贵州地区却有丰富的资源。根据南方电网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南方电网覆盖的区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中,西部的云南、贵州两省一次能源保有量占五省区的90.5%,而东部的广东仅占3.5%,但是广东经济总量占近七成,全社会用电量是其他四省区总量的1.6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分布极不平衡。

  “当时,西部地区电力负荷低,大型电站电力地方难以消纳,而各省电网互为独立,都愿意先用本省的电。要解决像四川二滩水电站这样电送不出去的问题,现行电力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作为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亲历者与见证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培炎在日前出版的《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中回忆起西电东送的动因,“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地区的一次能源资源匮乏、用电负荷相对集中。能源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的不均衡性决定了西电东送的必要性。”

  1993年8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区电网实现联网,南方跨省(区)电网初步形成,“西电东送”迈出了第一步。位于广西和贵州交界处的天生桥地区价廉、清洁的水电通过天广交流一回输送到了广东、广西,给缺电的广东解了燃眉之急。

  1999年,我国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西部开发三大标志性工程中,西电东送投资最大,工程量最大。西电东送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形成北、中、南三路送电格局。北部通道主要将黄河上游水电和山西、内蒙古坑口水电送往京津唐地区;中部通道则主要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水电送往华东地区;南部通道主要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桂、滇、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以及黔、滇两省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从2001年到2010年,西电东送项目的总投资在5265亿以上(不包括三峡电站)。

  西电东送使西部地区走上了电力强省的道路。从北线来看,据内蒙古电力公司介绍,西电东送使内蒙古实现了由缺电省区向电力能源强区的跨越,成为国家级能源接续基地,西电东送覆盖“三北”地区,内蒙古电力工业已经与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息息相关。

  从中线来看,紧随三峡工程之后的另一大型水电工程是溪落渡、向家坝两个梯级电站。随着长江中上游水电及四川水电的开发,“西电东送”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专家预言,全部工程建成后,中通道将可能成为世界上输电规模最大、直流线路最密集的输电通道。

  从南线来看,电力已成为滇黔桂三省的支柱产业,电力项目的建设解决了当地一大批村民的就业和增收问题。2003年至2009年,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电量创造的产值合计4.7万亿元,其中西部水电东送3802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1976万吨,西电已成为解决环境保护和能源约束问题的重要力量。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广东每天的统调电量里有1/3来自西电。

  利益失衡

  近日,贵州省社科院向《中国能源报》记者提供了历时两年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西部区域利益协调与加快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以西电东送为典型实证》。项目负责人胡晓登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贵州省“西电东送”的利益分配格局总体上是“购电方得大头、电力企业得中头、贵州省财政得小头”,西电东送利益分配机制失衡。

  根据贵州省物价局的数据,2006年7月1日起,贵州省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再次上调 (不满一千伏),从0.430元/千瓦时(含0.004元/千瓦时三峡基金)上调到0.4556元/千瓦时(含0.004元/千瓦时三峡基金),上调水平为0.0256元/千瓦时。贵州电网销售价平均达0.38元/千瓦时,但卖给广东的电价仅0.268元/千瓦时,广东一些地区大宗工业用电每千瓦时电价降至0.40元,与贵州接近。这就意味着,同样是贵州发的电,广东省以“廉价”远距离购入,而贵州本省却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中国能源报》记者随后致电西电东送北通道的主要发电公司之一——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装机容量最大的拉西瓦水电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黄河上游水电公司送往东部的上网电价在0.22-0.24元/千瓦时之间,这个数字稍低于签订的收送电协议中批准电价。

  “我们自己用的电是每度0.55元,送往东部的电价真的很便宜。”这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由于西北电网的负荷有限,近年来,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上马了多晶硅、水电铝联营等项目,这些项目用的都是东送中电网无法消纳的电力。”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西部送电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还不尽完善,一些总部在西部之外的发电企业,其地方发电企业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拉动西部当地经济发展的初衷并不能完全实现。

  胡晓登认为,造成目前“西电东送”中广东获利大大高于贵州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给贵州核定的输出电价,并非根据购电地区的综合平均上网价,“随行定价、跟随浮动”;而是所谓“核定成本、合理利税”。而国家主管部门对黔电所核定的成本中,移民成本偏低。此外,贵州电力资源开发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土地隐忧——农民土地不能进行市场流转和参与收益分配。“建议国家重新考虑贵州‘西电’电价,并且在考虑收益分配时给贵州以合理的资源补偿和生态补偿。”他说。

  原因何在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专家都表示“西电东送”对东部地区缓解供电紧张、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刺激内需、改善投资环境、降低电费负担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但也有专家认为,“西电东送”从宏观战略角度看总体上是一种“双赢”,但西部地区为“西电东送”付出了很高的综合代价。

  2003年至2006年,贵州省的省内电力负荷保护与“黔电东送”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在电力紧张的时候,贵州省一方面必须按协议送电,另一方面却必须在省内“拉闸限电”,并根据贵州省政府要求,省内高能耗企业经常实行轮流供电方案。“其结果就是广东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贵州的投资吸引力却有所降低。”胡晓登说。

  贵州或许是“西电东送”大动脉中情况突出的一例,但其反映的情况在送出西电的省份中也确实有普遍性。“西电东送中,西部的送电规模和东部地区的需要有时候的确不能匹配。”中国水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水电容易受到丰水期和枯水期的影响,有时候不能按送电协议送电,东西部往往各有委屈,各有各理。”

  “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电力供需不能协调匹配,西部在东部无法消纳自己电力的时候,就会上马一些项目消纳这些低廉的西电。”一位不愿具名的电力行业专家向记者表示,“这些项目有些是一些高耗能项目,如广西利用当地的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发展一些高耗能产业,他们在享受低廉西电的同时,也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除此之外,过去建设水电站中的开发式移民也因补偿低、遗留问题多而饱受争议,单一的收送电协议并不能反映不可预见的社会成本。一些专家表示,西电东送中火电电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以及煤炭资源开采与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矛盾在一些地区已十分突出。

  “从总体上看,西部水电资源开发区地方政府为西电东送所支付的社会稳定成本和政治成本过高、所得综合利益有限。”胡晓登说,“贵州的西电东送,电力行业职工的工资福利等实际收入是一般工薪阶层的数倍以上,移民却损失严重,西电东送不能仅仅肥了单个行业和某个地区,否则就公正失灵、隐患实多。”

  面对东部西部各执一词的情况,以及发电方和送电方之间的协议不能执行到位的问题,上述不愿具名的电力行业专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现有的收送电协议不能根据东西双方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没有协调双方的利益和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能力,因此东西双方代表自身立场的申诉都不够客观,也能够理解。西电东送应该是让市场起资源配置基础的行为,完善的收送电协议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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