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当我获得的信息发生变化时，我就会改变自己作出的结论。”要是我们都能像凯恩斯那样明智就好了。

但人类在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时都相当缓慢，慢到可能造成危害的地步。尽管人类学方面的气候变化证据已经积累了100年，但我们离全球通过协调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距离仍然远得令人沮丧。在面临希腊有可能退出欧元区这个危险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才向欧元区注入了一些确定性。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世界末日论者和石油峰值论者都是错误的，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源充裕的时代呢？

我们并不缺乏证据。据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石油消费量增长了30%，但已探明储量更是增长了60%——为前者的两倍。国际能源署（IEA）曾表示，未来石油供应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资源基础的规模并不是其中之一。按照目前的石油消费速度计算，目前已探明石油储量足以满足50多年的市场需求。如果将尚未被发现的资源以及未来技术的改进考虑进去，那么这个数字可提高到近200年。

天然气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已探明储量足够满足65年的当前需求，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很可能更加接近230年。对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煤炭——也同样普遍蕴藏在全球各地。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部（BNEF）消息，即便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里，过去10年以来装机容量也几乎增长了7倍。

经过马尔萨斯人口经济论者数十年来持续散布末日威胁言论之后，我们怎么会发现自己身处资源如此丰富的境况之中呢？我们得感谢技术的进步。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法的技术进步在美国释放出大量的天然气储藏，而且有可能在欧洲和亚洲也得到同样的结果。此外，同样的技术也已被应用于石油开采，而且正在重新绘制全球石油生产的版图：到2020年代中期，美国有可能超越沙特阿拉伯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由于成本持续下降，加上政府提供优厚的补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继续以惊人的步伐向前迈进。据BNEF数据，仅在2012年，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就下降了20%，同时风力涡轮机的成本下降了近10%，以此延续过去十年的趋势。当成本下降与现有的政府补贴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有可能面对的境况。在阳光特别充足或者风力特别强大的日子里，诸如德国等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现在生产的电力已超过了他们的电网可以应付的水平，而且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的分析显示，整个欧洲的备用电力一直在稳步增长——已攀升至相当于需求峰值20%左右的水平。

虽然地球上还有13亿人用不上电，但如此充裕的能源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但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因此而开启一个自满的时代，而且能源产业及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三大挑战。首先是如何适应正在彻底改变的能源格局。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过剩是指白天供应充裕而晚上供应短缺。而我们已经习惯于应对与此相反的情况。这种颠倒意味着需要将投向可再生能源的政府补贴重新调配给那些确保供应缺口可以予以填补的电力市场供应方。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赢得有关低碳未来的争论。低碳未来仍然是环境的一个迫切需要，但在化石燃料充裕的世界里，这可能不再具有经济意义。资源丰富和价格下降之间的联系既不是即时的，也不是直接的，但我们只需审视美国，就可知道在适当的条件下资源充裕可以起到什么作用。美国天然气市场创纪录的低廉价格已经与许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高昂成本以及核能持续攀升的成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廉价的化石燃料仍然附有一定的环境成本，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资源问题进行彻底的重新组织。我们不应该再提出如下问题：即如何减少化石燃料消耗量，从而避免未来能源因资源稀缺而显而易见地导致价格高企而且动荡。根据现在存在的选择，我们反而需要决定的是，为了给子孙后代保护好环境，我们应该依照怎样的顺序并且按照怎样的速度来消耗我们充裕的能源资源。

最后一个挑战是：我们如何在符合当地社区意愿的情况下开发并且运用我们的资源？能源政策过去往往按照其是否能够提供安全、可负担得起而且对环境无害的能源来进行评判。现在，开发及运用资源也必须按照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在页岩区、北极以及超深水域开采尚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将需要各大公司借助最先进的勘探技术来运营。这可以安全地进行，而且对环境不造成危害，但运营企业将必须努力说服当地社区。可再生能源同样如此。陆上风力发电场、海上风力发电场及生物量发电设施都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公众会接受这些能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源充裕的时代。认为资源短缺或石油峰值的争论是错误的，而且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来。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越早地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到适应一个新的现实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