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有关课题组经过调研，形成了“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的专题报告。课题组表示，我国碳税比较合适的推出时间是2012年前后，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财政部建议征10元，环保部建议征20元，“先征企业暂不征个人”(5月11日《经济参考报》)。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开征二氧化碳排放税，促进全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节能减排”，事实上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最终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具体到“开征新税种”、“增税”这样一个环保手段，人们仍难免又会心存疑虑、感到担心———在目前真实税负居高不下的社会环境下，“碳税”的开征是否会对本已沉重的企业经营成本、民生负担产生一种负面效果？同时，新增的“碳税”是否会异化为一种实质增加政府收入的新途径，并加剧行政成本的上升？

这样的疑虑和担心显然并不多余，也非空穴来风。美国《福布斯》此前推出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显示，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高居全球第二。另据著名学者、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研究，“2009年我们预算6万多亿元，如果加上社保土地，收费罚款，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这么几项，整个财政收入就是11万2千亿元，占GDP33%-34%左右”。

那么，为了打消公众的这种担心和疑虑，同时也是为了让“碳税”更加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国家在设计和推出“碳税”时，无疑还需要有更为全面周到、统筹兼顾的政策安排。比如，在增税的同时，也考虑予以相应配套的减税安排，以便让社会的总体税负不会因“碳税”的开征而更趋加重。

更重要的是，新增的“碳税”征收上来之后究竟应该怎样使用，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其促进“节能减排”的环保作用，而不是为“增加政府税收”，也应有细致周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比如，“碳税”应该拿出多少来用于返还、奖励———以支持和鼓励节能、新能源的开发，就不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这其中的核心正是，任何税款的使用分配，都必须充分付诸公议，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来最终定夺。

在这方面，我们显然是有很多教训的。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初衷原本是“调节收入差距、均衡贫富差距”。但多年来，这样的初衷却并未完全兑现———甚至出现逆向的收入调节作用，同时，个税的财政增收贡献却越来越大，成了政府难以割舍的重要收入来源。再如，燃油税(成品油消费税)，初衷本是“公平和减轻交通负担、为公路建设筹集资金”，但眼下我们更多感受到的仍是，交通负担远未公平和减轻，公路收费依然比比皆是。———本意美好的“碳税”，是否会重蹈上述覆辙，无疑需要警惕、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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