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来在诸多外交问题上面临压力。从货币政策到中东安全问题，一些国际舆论都有意无意地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一致，换来的是欧美领袖的指责和“协约破坏者”的名声。

如果中国不吸取哥本哈根一役的教训的话，势必在本月底墨西哥坎昆举行的气候会议上重蹈覆辙。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国与国之间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有理说不清的。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国内生产总值第二的大国，这个事实非常清楚。树大招风，坎昆的大小错失总要算到中国的头上来。

有识之士在不断诠释“大国责任”、并希望争夺话语权的时候，难免忽略了在原则和对策的层面上做讨论和分析。归根结底，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存亡的考验。我们认为中国当以其传统的务实精神（pragmatism)为原则来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因此而引申出的一连串外交、内政问题。实际上，气候变化问题是中国充实“和谐世界”和“和平崛起”理论的难得机会。

“自下而上”是一个在务实基础上最为有效且可行的对策。所谓“上”指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国，所谓“下”指的是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上月举行的天津会议上明确表示：“达成一项能立即解决所有问题的气候公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许。” 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已把达成全球性、有约束力的议定书定为中期目标。美国共和党亦在中期选举中大胜，“上层”在短期内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动力。

幸运的是以气候变化为旗帜的“下层”却是百花齐放，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譬如说，美国的17个州和684个城市已决定自愿减少碳排放量。它们占全美人口的53％及总排放量的43％。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碳排放总和。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亦运作多年，其2008年成交额已超过900亿美元。各行各业也在积极应变，以保险及金融业为例，因大西洋飓风的风险增大，美国信诺集团停止在南佛罗里达州签订新合同。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也准备终止与一些没有制订气候变化策略的客户的责任保险业务。534所总共管理64兆美元的机构投资者亦成功地通过“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要求并得到过超2000间大公司的碳风险信息。虽然 “自下而上”的案例俯拾皆是，但是中国必须把地方上的自发力量释放出来，才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中央今年在5个省、2个直辖市和6个城市开展的低碳经济试点仅是一个起步。

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不妨再从以下两点入手：

首先，在继续积极参与《框架公约》谈判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应大力推动和美国地方政府的合作交流。尤其是在低碳技术方面的合作。中美两国的市级政府及有关企业可合力推行电动车和节能建筑，以缩减成本、促进标准互通。事实上，市与市之间的合作平台已经存在。“40城市(C40 Cities)”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40个城市组成的联盟，其GDP总和超过全球GDP总和的两成。11月初，长沙市市长在香港参与40城市的会议时，以流利的英语阐述了长沙市的气候政策，绝不逊色于旧金山和纽约等市的市长。中央大可对一些有能力与世界衔接和互动的城市和地方政府给予肯定和资源上的支持。

第二，中央政府应在国内省市中也提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意义在于鼓励先进的地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得更快更远，兼为地方之间的技术和资金转移打下基础。鉴于沿海、中部及西部的地方已经根据自身的环境，与中央定下的能源及碳排放目标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提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目的在于帮助积极的地方政府，支持“自下而上”的发展，而非对它们做出进一步的硬性要求。举例来说，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现正在讨论其减排目标和措施。对于他们是否可跳出国家以碳强度为目标的框架，而和像纽约那样的发达城市一样，也定下绝对性的减排目标这个问题，中央不妨对此表示积极欢迎。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根据“以务实精神为则，自下而上为策”的方针在国际上为自己定位，并坚持给地方上的自发力量予以实质的支持。此方针可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月发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六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补充。在别国看来，实事求是的行动比韬光养晦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区天伦(Bruce Au):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现任职于Dalberg国际发展顾问公司。

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e):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

作者均为“全球治理2020”项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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