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公共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地区趋同等问题表现突出。今后一段时期，应致力于在长期与短期、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在市场内生驱动和激励相容中开启产业结构新调整
在各种损失浪费中，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带来的损失和浪费是最严重的。
目前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制造业低端、产能过剩，公共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地区趋同等问题表现突出。为此，我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现阶段经济增速出现明显调整趋势的前提下，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抓住机会，跟上形势，寻找有效调整的新思路与新路径。
综合经济学界的观点表明，今后一段时期，应厘清现实，致力于在长期与短期、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在市场内生驱动和激励相容中开启产业结构新调整。
首先，让内需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力。
随着外向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即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因此，当务之急是稳增长和扩内需，这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
收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稳定增长是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从调整结构的角度看，我国未来需要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如果经济增长率过低，就无法提高居民收入，也无法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创造动力。只有收入提高了，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才会上升，并进一步改善三次产业结构。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稳增长的关键还是稳定投资。今年一季度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但是，其回暖力度较弱。然而，这仅仅是因为投资不力导致其相对作用大幅提高，更为严峻的是，一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427元，实际增长6.7%，较去年全年收窄2.9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增速下滑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较大，依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尚不牢固，要稳定经济增速，提高企业盈利空间，还是需要稳定投资。
此外，投资还是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动力，是发展新兴服务业的必要条件。从投资的领域来看，当前我国人均公路、铁路里程，互联网普及率和带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明显，也没有出现资本收益率的大幅下滑，投资空间还很大。在我国进行大规模铁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必然要求。
其次，让市场主导资源要素价格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般商品市场化程度虽有较大提高，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等要素的比价关系却严重扭曲。
以土地要素为例，今年一季度，我国主要监测城市工业地价平均每平方米676元，而同期商业、服务业地价为平均每平方米5964元，后者为前者的8倍多。工业用地价格长期被人为压制、扭曲，导致社会资本大量流入工业产业，造成重工业比重持续高企、商业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三次产业结构。如果资源要素价格不能发挥“信号”作用，就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助力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我国产业粗放型特征明显、资源环境制约严重，企业却没有内在动力去开发高效节能的产品。价格扭曲也阻碍着企业创新，固化产业低端现状。如果价格不能发挥信号作用，就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从而拖累经济效率。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各项措施应以资源要素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为核心。
新一轮的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了。当下必须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将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实现在市场价格波动状态下的有机联系。此外，要消除电力部门的过度垄断，改造从煤到电的基础煤原品价格机制，促进节能降耗的有效供给。由此，原来不利于改革的诸多因素将会得到釜底抽薪式的变革。
第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数量型调控”模式加剧了产业结构扭曲现状。
贷款规模管制强化了商业银行对贷款质量抵押品的要求，使得重工业更容易获得资金，造成过度重工业化。在存款利率管制下，商业银行开发短期理财产品、投资长期信托计划，而信托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导致地产业发展过快。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革数量型金融调控模式，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已显得十分重要。今后一段时期，要构建多层次的股权投资体系，让企业融资不仅靠银行，还可以通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现有的IPO发行标准应从盈利性考量转为信息披露，尽快推进备案制。若能如此，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将大幅降低，融资渠道拓宽，从而盘活货币存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此外，应大力发展新三板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其“后备军”、“孵化器”作用，逐步完善主板、创业板、场外交易、地方性柜台交易的比例，构建“正金字塔”式交易市场结构。
当前，国家的金融政策对民资进入银行业提供了有益支持。未来一个阶段，应允许大型银行与小型民营社区银行并存，形成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在制度设计方面，应由政府完善银行，特别是社区银行和小银行的退出机制、破产机制、并购与接收存款保险制度，保障金融安全。
综上所述，以内需引领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主导资源要素价格改革，需要借助制度创新的激励。政府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应重新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以避免好心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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