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0年前的西部大开发是主动作为的话，那么，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更多地包含了客观的因素。就西部能源开发利用而言，主要有五个客观因素：一是东部环境与土地容量趋于饱和，重工业重心西移；二是东部资源日趋枯竭，能源开发重心西移；三是遵循产业递进规律，东部向高端产业迈进，西部承接东部部分产业和技术转移，并伴随产业升级；四是能源转化与输能技术的发展有力支撑了西部能源就地转化；五是东部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给半径不断向西延伸。从全局看，西部站在新起点上发展以能源为主轴的新型工业体系，东部依托技术优势发展低能耗的高端产业，东西部互为支撑，有助于提振内需、优化布局、调整结构，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优势。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西部地区虽然能源资源赋存丰富，但受传统发展方式的制约，开发利用存在诸多矛盾，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资源悖论”难以破解，主要表现在：能源生产地区产业布局分散，产业结构趋同，技术标准偏低，管理滞后，产业集聚和经济辐射能力较弱。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西部能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一、优化产业布局

 

以资源禀赋为依托，优化产业布局。能源的开发利用应充分考虑资源赋存条件，实现产业布局与资源赋存相协调。目前，国家规划了山西、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和新疆五大综合能源基地，重点围绕五大基地进行科学布局，依托自身资源条件，建立不同的开发时序和发展层次，形成差异化发展。以山西为例，虽然煤炭资源富集，但煤种各异。晋中、晋东南以优质炼焦煤、无烟煤为主，应重点发展焦炉煤气、冶金或化工产业；若用于发电，不仅成本高，且难以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晋北煤炭资源均为动力煤，更适宜建设大型煤电基地，特别是煤矸石发电。而现实情况是，晋南电厂面临地处资源富集区却烧不起煤的尴尬局面，必须下大气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

 

建立以产业集聚区为节点的产业布局体系。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点轴”系统是典型的产业布局形式。通过基础设施，将快速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点”连接形成“轴”，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从而形成区域发展的“经济带”。比如，内蒙古沿黄经济带发挥鄂尔多斯盆地的资源优势和沿黄城市临近水源的区位优势，将能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辐射能力向周边扩散，形成相应的能源加工、转化、消费和服务市场，呈现出以能源工业为轴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既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更提供了科学利用资源的范例。

 

以最优的输能方式支撑产业布局的优化。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呈逆向分布，“西能东送”的总体局面不会改变。近年来，远距离先进输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产业布局优化创造了条件。以特高压输电为例，鄂尔多斯煤炭产区输电到京津冀鲁、华东、华中四省的落地电价，均低于输煤在当地建厂的上网电价，因此，鄂尔多斯的能源输出应优先鼓励输电。

 

二、调整能源结构

 

合理推动化石能源转化。资源转化和清洁利用既是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又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改善能源结构的必要之举。今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60%左右，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不会改变，将丰富的煤炭资源转化为清洁燃料以替代石油产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2011—2015）》将煤炭加工和转化作为煤炭工业的发展方向，重点在煤制油、煤制气、煤制化学品示范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集成国内外先进技术，建设国家新兴重化工基地。但“煤转化”并不等于“逢煤必化”。西部某些煤炭富集的省份出台了50%就地转化的约束性政策，这不但不利于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还给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何因地制宜地规划煤化工项目，各地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改进。

 

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西部地区具有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良好条件。首先，风能、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广泛分布在西部地区，与化石能源富集区有较大的重叠或邻近，稳定的化石能源能够为非化石能源的规模化开发提供有利条件；其次，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输电技术的成熟给西部太阳能、风能等非稳定能源的规模外送提供便利，从而实现能源开发和供给的良性互动。

 

三、创新产业模式

 

产业集群化。产业集群化就是要坚持产业向基地集中、项目向园区集中的开发思路，统筹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合理确定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工业园区建设以大型企业为主体，以资源综合利用为基础，建立项目之间、企业之间的链接关系，实现资源多次转化、梯级利用。中煤平朔矿区打造以煤为基础的“煤—电—硅铝—煤化工—建材工业”产业链和以土地绿化复垦为主线的“农—林—牧—药—工业旅游”生态产业链，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产能集中化。产能集中不在于矿井数量多，而在于单位矿井的生产规模化，这在能源富集的西部省区尤为重要。目前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千万吨矿井群的出现，引领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只有产能集中，才能带来产业集聚；只有产业集聚，产业模式才能体现规模化、园区化、专业化的特征。为此，规模化开发必须打破传统的资源条块分割的地区本位意识，避免整装资源由于行政区域等原因被人为分割，造成重复建设、投资浪费、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模式现代化。首先，要发展多联产的循环经济。利用从单一设备中产生的合成气来进行跨行业、跨部门的生产，以便得到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液体燃料以及余热资源等。以天然气与煤伴生为例，天然气富氢，煤炭富碳，通过多联产的模式，综合形成新产品，可极大降低废气排放，实现水、热、气等联产循环。其次，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西部能源开发利用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支撑。加强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信息化装备和工业装备相融合，有助于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模式，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生产效率。

 

四、创新技术与管理

 

加强能源技术的自主创新。在西部能源发展的科技路线图中，首先要关注传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的能源特色在煤，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清洁高效利用好煤，现阶段要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研究二氧化碳捕获、资源化利用和封存技术等。结构的多元化是未来能源发展的趋势，要着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在西部地区要加强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新型用能、输能技术的研发。要制定具体的能源发展路线图并进行国家主导的科技攻关，依托企业加强成果转化，建立能源发展专项基金，加强对工程示范的支持力度。

 

提高行业标准，推动产业技术水平升级。标准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有效集成。实践证明，把行业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转化为标准，将有助于产业快速升级，加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西部能源产业无论是规模化开发还是就地转化，无论是传统产业改造还是高新产业建设，都要及时吸收和推广国际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标准，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企业成本，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构建科学的决策体系。科学决策是能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科学决策需要统筹考虑西部地区经济、资源、区位、市场、人力、环境等因素，以现代信息化技术为手段，构建临界决策指标体系，形成布局、结构、运输、规模的最佳结合点，为科学发展提供决策支撑。主要包括主导决策指标体系和约束指标体系。主导指标体系以经济指标体系为基础，模拟分析该地区在主要因素影响下，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时产业布局和结构的经济性；以单位能耗指标体系为依据，控制工业数量、建设规模、产业形态及技术工艺的合理性、先进性。约束指标体系，主要是指水资源指标体系和环境指标体系。水资源指标体系用来约束地区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规模和强度；环境指标体系用来约束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的产业构成、工业企业空间集中的限度和建设规模。通过主导指标体系和约束指标体系的构建，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使能源工业的开发利用既达到最佳的经济规模，又符合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的要求，实现能源经济的良性发展。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西部能源，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

 

能源开发与生态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是西部能源开发利用的前提，更进一步，构建主动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形成资源开发与生态建设良性互动，是西部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目标。神东煤田探索出一条“从源头控制、井上下互动、大范围治理控制小范围沙化”的主动型生态治理之路，不仅成功解决了煤炭开采中高产与安全、开发与环保两大世界难题，而且实现了生态环境的逆转，其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能源开发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是西部能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催化剂。科技创新使西部有条件优化产业布局，有条件调整产业结构，有条件创新产业模式，有条件化解发展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在能源开发利用中，我们要始终以科技创新构建区域的产业布局和结构；始终以科技创新打造区域的特色优势；始终以科技创新衡量产业层次，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能源开发与城乡布局的关系。西部能源开发与转化要坚持走产业向基地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的道路，避免走城市建设工业区、资源开发区建设城市的传统道路。处理好工业园区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避免工业包围城市，城市包围工业；避免工业逼迫城市搬迁，城市逼迫工业搬迁。应根据工业规模和性质，科学筹划，形成工业园区与城市的良性互动，以工业发展推动城市建设，以城市建设促进工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