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99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增长延续下滑态势，创下2009年2季度以来新低,且低于此前8.4%的市场预期。

4月23日汇丰银行公布报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49.1%，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报告还显示,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出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降幅，呈现持续萎缩。

从GDP季度累计同比看，2010年2季度开始至今，中国经济的回调已经持续了整整8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本刊撰文指出。

高速增长难再现

对于当前的经济回调，有不少观点认为是政府为反通胀而实施货币紧缩造成的。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经济下行，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从去年到现在，经济连续下行，并非是中国经济本身失去内生的增长动力，而是中国政府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

然而，对此，更多的学者认为，仅仅归结为宏观紧缩政策作用下的短期回落是不够的，本轮经济增速回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放缓的同时，不少专家也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与问题， 显示出一些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

“今年前两月与工业、消费和出口数据相比，唯一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说明工业产能在去年就开始显著释放，进入到今年初释放的速度更加快了”，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指出，“在投资完成额曲线大幅度上行的时候，工业生产曲线却在显著下行，预示着下一阶段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将更严重。”而与此同时,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前两月却出现显著收缩的局面，王建指出，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过剩与消费萎缩相伴随的情况。

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与以往高增长时期大不相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令经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需求下行与供给不足并存、流动性充裕与资金成本高企并存、增长放缓与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并存、增速回调与企业效益下降并存、产业转移加快和部分地区低效扩张并存等诸多矛盾交织的状况。

例如，一方面，2010年以来总需求在下行、经济增长回调，另一方面，电力短缺问题又严重，很多地方拉闸限电，部分工厂出现了“停三开四”现象；煤炭等重要原材料和产品铁路运力紧张的问题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出现用工荒。

这样的矛盾同样存在于货币市场。去年4季度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有所放松，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走低，市场资金比较充裕。但调查显示，企业融资成本依然很高，很多企业的实际资金利率高达15%以上。

刘世锦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很可能已经开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几年下一个较大台阶，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刘世锦认为，“总的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经济增长需新动力

当经济增长阶段开始转换，过去的增长模式将难以维系，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何方，成为必须要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在上述学者看来，既然当前发展速度下降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那么过去我们所习惯的单纯刺激总需求政策——即降低存准率与利率，或者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将难以发挥作用了，或者说如今政府调节总需求的政策空间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如果总量格局不是生产过剩，放松宏观需求当然会使经济提速，但情况显然是相反，放松宏观需求就不见得对提升速度有效”，王建表示。他举例说，最近央行的银行家调查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大跌4个百分点，是2008年4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这说明，如果市场不景气，即使政府放松信贷企业也不一定愿意增加生产和投资。

而通过地方政府增加投资的做法也很难再实施。“放手让地方政府投资，只是2009、2010年在投资需求拉动下使中国经济短时走出低谷，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过剩状态，反而是更加剧了这种状态，这又使得地方政府由于投资无效率而无法还贷，使银行体系在2012年以后会面临着大批坏账的威胁”，王建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采取利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创造投资需求的办法并不可行了。

刘世锦认为，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因此，宏观政策要顺应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他同时指出，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所以，防止上述两种可能性，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目标之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

另一个目标是以价格、投资放开为突破口，推动基础产业改革，短期内缓解某些领域的供给不足，增加投资需求，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和加工行业的平衡增长。

体现在政策上，则是要实行结构性减税、支持企业组织重构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石油、电力、铁路等行业改革。

探索中国模式

在具体的行业领域中，究竟哪些能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中国投投资协会咨询委员会副理事长刘慧勇认为，中国改善性居住和交通需求方兴未艾，这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为满足住行需求的建设活动，会通过消费与投资两条渠道增加GDP，实际上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刘慧勇指出。

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构成看，住行消费占比趋于升高，其中改善性住行需求的增速更快。与之相比，吃穿消费的占比趋于下降。生活用品与教育通讯娱乐等非住行类服务的消费，虽然增速较高，但热点分散，而且其中多数还必须以人们住行条件的改善为扩大前提。因此，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后一类消费需求，暂时还很难同改善性住行需求相匹敌。

他认为，在城镇化高峰期结束之前，整个时期都属于重点解决住行问题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住行需求一直都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只有进入后城镇化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显著变缓，社会对非住行类服务的消费需求才有可能取代住行需求，上升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

而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 院长陈少峰则认为，文化产业在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远胜于一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不具备产业规模效益，而文化产业则是战略性的新兴朝阳产业；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还可以作为方法和引擎，在推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他认为，只要将文化与经济融合的问题解决好，文化成为经济引擎是可行的。

“在我看来，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中国所独有，其他国家都会将这些领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我认为，中国所独有的引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可行性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对外经济合作部副主任李开孟表示。

他认为，大国崛起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其内部自身市场潜力的持续挖掘和不断扩张。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足可以使任何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培育出具有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甚至不需要新技术、新行业的出现，即便是传统的行业部门的产品普及，也足以使其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

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中国模式”所营造的制度环境，是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并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热点不断涌现的重要动因，并在未来中国经济维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在他看来，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技术扩散的空间延伸，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呈现出投资型经济特征，中国未来10-20年必然是一个投资引领型经济增长模式。

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显然不能够脱离中国经济发展多年丰厚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经验给与了中国经济探索新动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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