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制化之后的首次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多伦多峰会发表宣言，强调确保和强化全球经济复苏，并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共识。如何看待G20峰会的成果，G20下一步又将走向何方？针对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形势变化推动任务变化

此次多伦多峰会强调，G20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和加强经济复苏，在发达国家削减财政赤字、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时间表。与会的发达经济体领导人同意采取措施，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至少降低一半，在2016年前“稳定或减少”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陈凤英指出，此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经济逐步企稳复苏，但基础仍不稳固，而欧洲主权债务风险持续上升。形势的变化催生了会议任务的变化，与前三次峰会应对危机的举措不同，多伦多峰会以“复苏和新起点”为主题，讨论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不仅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和国际格局的调整，也关乎各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

“这体现了后危机时期，G20正在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陈凤英说，G20正加速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包容性体现相互依赖性

在前三次峰会举行时，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危机，各国强调协同应对全球挑战。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的发展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新因素的出现，G20成员各自面对的情况发生了不同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甚至有媒体将此次G20峰会比作“经济世界杯”，称“几乎没有两个国家完全处在同一个阵营”，“所有国家都在争夺冠军”。但陈凤英更愿意用“找朋友”来形容G20成员之间的关系——纵然各国利益不同，但大家寻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妥协。

事实也是如此，多伦多峰会为各国留下了按照各自节奏采取“有差别与酌情而定的”经济政策的空间。各国争议较大的征收银行税和金融交易税问题，并未出现在最后的《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中，事实上把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交给了各个成员国。而且，宣言还用比较宽松的字眼，同意各国根据实际情况协调和决定刺激计划的退出策略，并自主决定实施旨在促进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现了较强的包容性。

陈凤英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在资金、市场以及能源等领域对新兴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强，不得不接受“各国相互规范”的现实，秉持“东西合作”、“南北共治”的理念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讨论问题。这也是多伦多峰会上的双边会谈较前三次峰会更加频繁的原因。

机制化水平仍有待提高

在推动G20机制化方面，多伦多峰会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决定2011年峰会在法国举办，2012年峰会在墨西哥举办。但不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G20至今没有一个常设的工作机构。此次多伦多峰会的政策性文件，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起草的。

陈凤英指出，虽然从当代世界经济关系协调的历史来看，多伦多峰会实现了从八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转换，强调要在G20峰会框架下协调各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运作，但建章立制等机制性建设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在应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各方竞合博弈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个性化要求开始浮现，成员之间合作的政治意愿有所下降，协调难度明显增加。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要实现自身角色转换，当好G20的“配角”，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完成从国际金融危机“救火队”到世界经济协调常设机构的角色转换，G20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G20成员开展经济合作的基础并未动摇。陈凤英指出，经过此次危机之后，各国对不协调的经济政策的潜在成本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十分突出。G20各成员也将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机制化建设，确保G20峰会机制在健康轨道上向前发展，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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