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治区党政领导黄璜、白立忱、任启兴的热心关怀下，在时任自治区计委主任董家林的坚持努力下，“引气入宁”的项目通过国家计委、中石油总公司的批复确定了下来。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快解决引气入宁的实战。当时根据宁夏的财力和天然气开发方长庆油田的情况，组建了一个具体实施该项目的公司，叫宁夏长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即长庆油田占45%的股份和宁夏占55%股份的共同组建的一个股份公司）。总投资4.7亿元，常压年输气4亿立方米。第一任董事长由宁夏计委副主任杨发茂担任，后由时任计委副主任的齐同生担任。总经理由宁夏石化公司的尹燕臣担任。党委书记由长庆油田的任文新担任。副总经理由长庆油田的吕国召和宁夏的李学厚担任。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杨成厚由长庆油田的艾尚福（后由邓斌接替）担任。公司注册在宁夏，办公地点在银川市兴庆区。

这项工作的进展当时遇到了三大难题：一是资金难题；二是管道建设沿线征地难题；三是工程技术难题。

宁夏是老少边区之一，当时建设资金筹措上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寅吃卯粮”已是家常便饭。合资的资金1.2亿，宁夏占55%的股份，长庆占45%。

首先遇到的是开办费，我们要到长庆油田的总部庆阳去要钱，争取长庆的资金先到位。好在长庆比较理解宁夏的财政投资难处，每次去长宁公司要钱，少则给几百万多则1000万，用以保证办公和建设前期费用。总会计师虽是长庆油田派的，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工作中也较好的和我们配合。当长庆问及宁夏的资金到位没有时，他也附和着我们的口气说：“到了”。实际上宁夏哪有钱，宁夏一次拿出几百万都困难。

资金的运转我们采取“搭车赶路”的办法去运作。利用施工单位先垫资，解决施工费用的问题；材料费我们与宝鸡制管厂、华北油田钢管厂商定采取赊账计息的办法。宁夏政府又帮助解决4000万元政府担保贷款。这样就运转开了。

我们公司当时只有30余人、2台车，在300公里的线路上来回奔忙。主要是管线施工、征地和协调黄河穿越，长宁公司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施工现场完成征地，进行质量检查，调剂物资接运和供应，满足施工单位要求，热火朝天地追赶进度。为了早日完工，连星期天也搭上。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奋战在工地上，那个艰苦劲、紧张劲可想而知，有时吃菜也困难。

二是管道建设沿线征地困难。由中石油管道局设计院设计原线路是首站靖边出线后，途经陕西定边、宁夏盐池、灵武、永宁到银川，全场312公里。后因穿越征地谈判在靖边县受阻而改线，甩掉了靖边县部分线路，改走内蒙吴审旗到陕西定边进宁夏盐池线路，管线缩短了10公里。宁夏各县征地相对困难较小，凭着我在宁夏石化局任计划处长13年的经历与各县管工业的副县长熟悉，顺利解决了宁夏境内征地问题。难的是陕北这两个县，由于地方利益的关系，批地费用高，且附加条件苛刻。尽管负责工程征地工作的长宁公司总经济师杨成厚同志之前在定边和榆林地区工作过，在陕西境内开展征地工作相对容易对话，但还是遇到了诸多困难。靖边提出，除了征地补偿外，每年必须交纳每立方米2分钱的资源补偿费，不给资源补偿费，就不批地，不答应施工。其实北京、西安管线施工他们都没有这个条件。北京不敢要，西安不能要，就要吃宁夏一口。定边修完了，靖边就是进不去。按照工程节点，1998年9月就要正式通气，已经是1998年3月了，首站还没弄下来，这多急人。靖边提出了要宁夏给400万的赞助费。

 

 

齐同生任董事长时，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他也会用人，他给我授权书，日常工作都交给我处理，这反而给我增大了压力，责任心要更强，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我才找他。这计划外的400万赞助费，事关重大，我不得不逐级请示。我找到了时任董事长齐同生同志，得到了他的支持，又去找项宗西副主席说明情况，分析形势。“事到如今，不给不行”，一起又找马启智主席汇报。当时的马主席手头的资金并不宽余，可是为了这项工程顺利进展，咬了咬牙批了400万，以征地25亩的项目列支给靖边县。总算解决了靖边县首站的建设施工这个大难题。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他们又想出来个征收施工税的问题，他们给公司发了一个函，是榆林地区税务局的名义发的。当时我们想施工税由施工单位在公司注册地申报，哪能在施工地点征缴，因此也没有在意。后来因工程施工忙把这事给扔到脑后了，直到他们带着税务执法人员到公司以抗税的名义捉人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我们一面说明国家税法规定，据理力争不应在施工地点完税，让人家消气。同时，叙友情，讲邻省相互要支持经济建设，宁夏为陕北输电、扬黄送水到环县、定边县都是宁夏的支援表现。长宁公司在宁夏，交税也应交到宁夏。另一方面，我们又请由区领导出面，找到曾在宁夏担任副主席后调国家税务总局任副局长的程法光同志进行协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管线施工过程中我们考虑到经过的地方老百姓收入不高，生活困难，尽可能为他们着想，在处理上本着宜宽不宜窄的原则合理的给了补偿，这中间遇到的个中故事就不再提了。

第三个难题是工程技术。引气进宁要穿越山区，跨越黄河，在工程技术上也有难题，尤其是过黄河。设计方案是从永宁仁存渡穿越河底，通过24到26米深的河床下穿过去。我们找到了中国石油管道三公司，当时该公司由于在广东施工拖了工期不能按与宁夏签订的黄河穿越工程如期开工。于是，我们又与该局二公司打交道。这个公司有德国进口的先进设备，也做了详细的施工地质勘测，双方便签订了施工合同，准备在1997年5月上旬开钻。开钻前，董家林主任心里老不踏实，指示我实地到渡口再核实一下黄河穿越工程准备情况，做到万无一失。我到现场找到施工方领导说明来意，施工公司说没问题，回来汇报后才开的工。1997年5月上旬在永宁仁存渡口举行了管道工程黄河穿越开工仪式。

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主席白立忱等领导兴致勃勃一起参加开工剪彩。“开钻”后不到几分钟，一个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刚刚还撒着欢子转动的钻机卡壳了。首次定向钻穿黄河施工就这样很不光彩地落幕了。黄璜书记带着部分随行人员到大化肥二套工地去了，白主席留下了。这位学机械设备的老本科毕业生，对先进机械设备特别感兴趣，他爬上钻机操作室，与专家们亲自交流寻找原因。中午了，工作人员多次催促 吃午饭，他还是没有下来，一直拖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这个故障也许是这个公司或者这台机器第一次钻黄河，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导致的原因。这年9月又开了一钻，仍然没有成功。这时候，中石油管道局领导和管道设计院忧心忡忡，对在黄河上游含沙砾层采用定向钻穿越黄河的设计方案开始动摇了，又提出了不穿河底改为架桥的方案。我们测算了一下，已经投入4000万元铺管，架桥还要有绕道40公里的线路，还得4000万元架桥费用。总共近一个亿的开支我们向谁去要钱，队伍又是他们组织的，况且我们已向黄河管理委员会批了方案，更主要的是时间来不及。我们坚持必须穿越黄河。二公司坚持给他们第三次机会，我们没有答应。我们提出了更换队伍的方案，由二公司改为三公司（三公司曾在国内外多次长距离穿越河底，都很顺利）。几经交涉，管道局同意了我们的方案，给三公司下达了死命令，定下开钻时间是1998年5月。当时三公司李副经理勉强接受了任务，在会上没有说什么。我估计新的黄河穿越单位开价与施工费肯定要超过管道二公司。我心里盘算着，得900万到1000万元，当下与三公司进行了谈判。

我们首先向三公司领导作了道歉，说我们都应不计前嫌，请你帮我一把。我说你们当时设备在广东，时间赶不上，现在工程也该结束了，能腾出手头干我们的工程了。但我们亲兄弟要明算账，先把施工费的事定下来。果不出所料，李经理一口提出900万元的工程费。我说：“我们与二公司签的是650万元，你们是同一个上级单位,亲哥俩施工费用还是维持不变吧!”他们不答应。一直从650万谈到850万，我还不松口。最后我提出750万，干得好我们长宁公司再要点钱做奖励，在施工费用外给一定额奖金。三公司的李副经理表示理解我们的难处，从支持宁夏建设大局考虑，最终成交。（干完工程后，我建议给150万的奖励，领导批了50万）比我们的心里预计的还省100万到200万。

谁料到在三公司施工的时候又卡壳了，这个王牌穿越公司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窘境。在工地现场指挥穿越工程身经百战的李副经理一下被无情的现实击倒突发心脏病，躺在了机房工地上。在场的人急忙拿来急救药给吃上，经过十几分钟才慢慢缓过劲来。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是泥浆稀了，经商定加大了泥浆浓度，最后解决了卡壳问题。施工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根管道连接处的保护套撕开了。这关系到该撕开处将来要埋在河底部，万一在服役期限内钢管壁腐蚀漏气可是个天大的隐患。因此，我坚持停下半小时换好保护套，施工方不干，说一旦停钻了怕开不起来。人说不懂行的胆子才大，在我的坚持下，对方终于同意停下半小时，实际上我们十几分钟就处理好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1370米的黄河穿越工程经过7天时间终于从黄河河底顺利穿过了。“引气入宁”重大决策的最后一道难关突破了，这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引气入宁的最后一站是银川站。至1998年9月，整个工程结束。并在1998年9月23日在银川站举行了通气典礼。毛如柏书记、马思忠主任、马启智主席、周生贤副主席等自治区领导和外省兄弟单位代表出席典礼和参观视察现场。随后青铜峡铝厂、宁夏化肥厂、宁夏铸造厂都先后用上了天然气。银川、盐池、灵武、永宁、青铜峡、石嘴山和贺兰县也开始受益。

施工过程中，我们不时地给施工方，材料供应单位写感谢信以联络感情。由于我们平时加强了思想教育、廉政教育和安全教育，没有一个干部职工被纪检、公安传唤，没有发生一起施工重大事故和人身伤残事故。工程预算4.7亿元工程费总共用了4.2亿元，还节约了5000万元。

总算给宁夏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