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坚持党性,排除干扰,旗帜鲜明地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从一九六七年元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经过了造反派的夺权:先是靠边站,后是挨批斗,群众专政——“关牛棚”等各种屈辱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当年的八月十八日,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煤炭领导小组派人来大武口,给原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分配工作,原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的副经理徐芊同志已在四月间分配到石炭井矿务局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凤翔因病外出治疗)。原矿务局副局长赵洪廷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还有张辉也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生活和后勤方面的事。我被分配到石炭井矿务局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生产指挥部主任,自此我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石炭井矿务局是一九五八年开始建设的,到一九六九年时,已经有三对矿井生产,设计生产能力为二百一十万吨。
贺兰山前沿的大武口洗煤厂即将建成,大武口总机修厂也正在建设中。将要开发的山前滩地,已经有了农业生产指挥部,并已建设了一段引黄河灌溉的水渠;因为没有泵站,长度也不够,尚不能引水灌溉。一、二、三矿都在农场安置了一定的人员,开始开荒种地。有一名由造反派中产生的副主任,名叫王忠,当时已下放到一矿劳动,不参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另外还有六十二师的一位教导员带领几名人员在矿务局支左。已经解放出来,回到领导岗位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心情不舒畅,大多数人心有余悸,不敢抓,不敢管,还有好多干部仍在劳动,不能恢复工作。职工群众中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还相当严重。出勤率不高,生产很不正常,几乎每天都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煤炭生产任务。当时的生产指挥部还有三名副主任,其中一位是原第一煤矿的副矿长纪瑞华,另外两位是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般干部和工人。首先我和总工程师傅佩仁同志,生产组长卜照福同志深入到各矿,调查了各矿的基本生产条件,经分析研究:三个煤矿已经开拓的生产工作面总长度近两千余公尺,只要能三个小班(二十四小时内)开一次邦,基本上做到正规循环,即开邦进尺八十公分到一公尺,支一架棚子,向前移一次运输机就可生产七、八千吨煤炭。但是因为机电事故多,工人出勤率不高,每个班下到井下工作的人数太少,不能够完成应做的工作量。就是下到井下的工人也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常常是晚下井,早出井。在三个生产矿井中,第二煤矿的生产最为被动。我们就和徐芊主任帮助二矿领导分析了生产被动的原因之后,在工人下井前开会动员,讲国家对开煤炭的需要,讲多出煤炭是煤炭工人的光荣任务,国家的煤炭企业就要要为国家生产煤炭,要多出煤,出好煤。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第二煤矿的生产有了好转。当时影响生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的,最主要的还是领导和一些干部精神状态不振,不敢管理所造成的。十二月间兰州军区皮定均司令员来贺兰山检查防务后,在矿务局听了徐芊同志关于石炭井矿务局煤炭生产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是领导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抓生产,不能严格管理造成的,这是错误的,要坚决克服、纠正……。”我们就把皮定均司令员的讲话整理好,印刷出来,发给各矿、厂、处等各单位的领导认真学习,并传达到广大的工人中间,大大的促进了广大职工抓生产的积极性,增强了管好企业的决心和信心。同时我们也对第一、第二煤矿的领导作了部分调整,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第三煤矿的革委会主任李金福同志和副主任贾梦林同志配合得很好,抓得也比较有力。自一九六九年的第四季度以来,每天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我们就总结他们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各矿生产的管理和提高。
一九七○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师,接替陆军第六十二师的贺兰山防务之后,对于石炭井矿务局的支左任务也改由第二十师负责。春节前第二十师派所属的第六十团的副政治委员刘志城同志,带领二十几名营连干部来矿务局执行支左任务。他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支持革命领导干部,把煤炭生产搞上去,把企业的生产秩序整顿好。支左的同志们进点之后,就分别深入到各矿、厂处,和各单位领导共同研究生产的安排和管理,和工人一同下井参加劳动,加强了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到一九七○年的三、四月间三个煤矿的煤炭生产都有好的变化。大武口洗煤厂的生产准备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原属于贺兰山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在呼鲁斯台矿区建设的乌兰煤矿(设计年生产量为九十万吨)的建设工程,上级决定划为石炭井矿务局序列,由石炭井矿务局领导。原担负建设的第二十二工程处调青海省后,我们就由第一煤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李振玉、赵秉忠等同志带领一千名职工组成乌兰煤矿筹建处负责建设。就在那一年石炭井矿务局的形势有了稳定的发展,第三煤矿全年生产六十万吨煤炭,达到了设计生产能力。全局共完成原煤一百九十八万吨,达到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九十四。
2. 坚持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煤炭企业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在石炭井矿务局工作的过程中有如下七点体会:
①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对职工思想教育落到实处。一九六九年在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矿务避整党领导核心小组组织全局的共产党员,认真学习党的章程及有关建党学说,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先在矿、厂、处级单位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矿、厂、处党的委员会,同时也选出了出席局党代会的代表。一九七一年的四月间,矿务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石炭井矿务局委员会。当时的分工是:军管会主任刘志诚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风翔和我为副书记。不久党委书记刘志诚同志调宁夏军区政治部工作,由另一位军代表刘克邦同志接替。其他委员是池中鳌、陈广儒、李金福等。一九七二年自治区党委任命我为自治区燃化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石炭井矿务局党委书记。在那时不论是我当副书记,还是我担任书记之后,我们一班人都能团结配合,相互支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自己也自觉责任重大,因为在文革前我是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的副经理,同时也是转业到煤炭行业较早的老煤炭。我们党委一班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讲团结、讲大局,做好本职工作。党委的工作是有力的。从矿务局到各矿、厂、处、以及采煤、掘进、机电维修等各区、队、车间都有党的组织,共青团、工会组织,形成了对广大职工进行政治教育的网络。职工们每天在井下劳动之后,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部署和指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自治区党委、国家燃化部(后改为煤炭部)和自治区燃化局的有关工作方面的指示,都能及时传达到广大职工群众之中,把广大职工群众的实际生产劳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党员、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的影响下,使全局的职工队伍成为一支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爱学习的生产大军。我们就是依靠这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不断地加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在整个矿区内形成了艰苦奋斗、团结生产的局面。自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九年之内(除一九七四年受当时批林批孔的影响外),连续八年,年年增产,矿矿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在那九年多的时间内平均每年增产四十多万吨煤炭。我和石炭井矿务局的广大职工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在当今,进入老年之后,常常想起了过去的往事,使我彻夜难眠。
②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高广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石炭井矿务局六十年代四清运动中就有好多干部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下放劳动。文革开始后,又有好多干部受到了冲击,从工作岗位下放到井下或是农场参加劳动,实际是接受审查,等待处理。我们按照党的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在局政治部设有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各矿、厂、处设有专办落实干部政策的人员,审阅当时的材料,找本人及有关人员谈话,核实问题;尔后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由局、矿党委召开党委会审定,给那些被审查的人员做出正确的结论,分配工作。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末,两年多的时间内,把那些下放劳动的干部大部分都做了审查结论、分配了工作。那些被审查的同志分配了工作之后,他们心情舒畅,工作干劲十足,不怕苦,不怕累,苦干实干,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原局政治部主任沈园国同志,给他做了审查结论后分配他带领机关干部参加建设山前公路,他好几个月吃住在工地上,一直到完成了任务才回家。局机关农场一九七五年春,栽种六百亩苹果园时,农业指挥部书记赵增址同志(文革前是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党委的纪律监察委员会的副书记),副主任牛祥同志(原矿务局工会主席)、机关农场的李广堂、宋精华等同志,带头推绞磨,从井下提水灌溉,那时候他们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在他们带头劳动的影响下,各单位农场形成了一股忘我的劳动热潮。他们总结说“早上出工亮星星,晚上收工电灯明”,真是起早贪黑地苦干、实干呀。在当时落实干部政策中,我记得处理过这样两件事:前矿务局总工程师,一九四六年国民党蒋介石派张治中将军主持新疆政务时,曾是参与开发新疆的专家之一,实际并没有做什么事,就是因为家里安放一部电话,结论为严惩政治问题。还有第二煤矿的一位原副矿长的父亲是东北军的一位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中牺牲了。文革开始曾认为是反动军官的儿子下放劳动,我们就和军管会主任给第二煤矿的领导做工作,改定为抗日烈士子弟,调矿务局任副总工程师,后调到国家煤炭工业部任司长(局长)总工程师,是全国煤炭行业的技术权威。现在回忆起来,那确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党的干部政策落实了,人才就能得到发挥,人的才干就能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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