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矿工报》到筹建矿区电视差转台

1978年7月，矿工报组又划归宣传部领导，这时从基层单位调来了一名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也许是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当不了记者，还是别的原因，我结束了矿报生涯，到了宣传部当干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石炭井矿务局也和全国一样，全局上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一方面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电视的需求量增大，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电视加强对矿区职工家属的学习教育，人们对电视的观看质量也有了提高的要求。但石炭井偏远、山高，电视的信号接收效果很差。在这种情况下，矿区电视差转台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也许是因为过去我在部队搞过电影放映的经历，有点电工基础知识，使领导信任，还是因为我当过兵能吃苦善打前站，还是处于安排我的工作岗位，我被安排到电视差转台搞筹建工作。

我去的时候，实际上基建工程已经开始下地基，由基建处负责工程的施工，我们筹建组不具体管。当时先期盖的房子只有四间：机房、技术室、办公室、电讯摸写室。因矿工报不再用新华社电讯稿，所以电讯摸写机一直没有使用，成了一堆废品，电讯摸写室也就成了库房。除此外，广播站的备用喇叭、旧广播器材都放进了里边。先我到差转台筹备工作的是局广播站的何振清同志，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技术室还有朱俊琢、张晋平，后又调进袁世政，因做工作台等需要，李厚贤同志也调差转台工作。

技术方面的工作，是安装电视差转机，制作接收和发射两副天线并安装和调试，行政方面主要是人员管理、组织学习、按照局党委宣传部的要求落实上级指示精神。

我负责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是和基建处、工程处协调差转机房、电视接收塔、发射塔，水、电路安装并督促施工。因为差转台建在山顶上，山头经雨水多年冲刷，地形高低不平。工程处只负责平整基建房。基建完成后，我也积极参与设备安装，协助领取制作天线材料等，其次就是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平整院子、改变环境。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终于将水沟纵横、高低不平的山地，改变成平整宽敞的院子，栽上了小榆树，修建了花池，种上了多种花草，修成了能进院子的汽车道。环境改变了，院子绿化了，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和技术室的同志一道看护好电视差转台的财产。

电视差转台建在矿务局本部一个最高的山头上，居民都住在离机房50米以外的山下，显得很孤立。因此，保证机房设备安全是一项硬任务。当时没有专门的门卫或护场工，经过协商决定，我看护半个月，技术室三同志看护半个月，轮流值班。因为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还要看场子，很累。有一次人睡着了，小偷从院墙外翻了进来，把一捆放在院子里以后用来在机房铺地板的旧皮带从院墙扔了出去偷走了。自此才重视起看护，后来安排了专门的人员。

1984年，从成都进了2台差转机运到山上后，我主张立即开箱验收，结果发现其中一台有个仪表破损脱落，立即请来摄影师单承诗同志给照了像，以便与厂方交涉。经与厂方联系说明情况，厂方同意运回厂家，负责检修。我又拿着照片到大磴沟与铁路运输部门联系协商，尽快办理手续，将设备发运回厂。一个多月后，得不到厂方的消息，我便和张晋平同志带着照片去了厂家，厂方认可责任他们负，并负责运输问题。当我们问及为何还不发运货物时，才知道该厂在评定职称，设备调试员因没有文凭评不上工程师职称而闹情绪，拒绝工作。我们向厂方提出：为了双方的利益尽快做工作，厂方也做了细致、耐心的工作。历时8天，设备调试合格，出厂发运。经过这些交涉分清了责任，也为矿务局挽回了经济损失。

在我们去成都、西安换车时，听说西安有微波通讯设备厂，便去厂家了解设备情况。我们介绍了石炭井的地理环境情况后，厂方给我们介绍了韩城矿务局使用的情况。西安至韩城和沟口至石炭井的距离、地理、环境很相似。我立即写信，画上草图寄回矿务局，经向动力处介绍后，动力处立即派人去西安微波通讯设备厂考察。很快就使石炭井矿区使用上了微波通讯，提高了通讯质量，改善了通话效果，电视差转台也用上了微波信号，大大提高了电视收视效果，广大职工群众看上了满意的电视节目。

我在由电视差转台调回宣传部本部前，宣传部部长闫殿海对我说：组织部想把朱俊琢调机关团委任职，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朱俊琢是个好同志，年轻，认真钻研技术，工作踏实能干，在别处能提拔为何不在我们内部提拔。不久，我调回了宣传部，何振清被提为差转台台长，朱俊琢被提为副台长。

四、参与石炭井矿务局党校的恢复工作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中发［1989］7号文件）。

《通知》指出：“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宣传、思想工作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思想政治工作极为薄弱，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加以改变”。

《通知》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

《通知》指出：“思想上的混乱，根本在于理论上的混乱。要从深层次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必须在理论研究，理论批判上下功夫。”

“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荒疏的问题。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熟悉、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状况，一定要迅速扭转，否则他们难以胜任领导工作。中央宣传部要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作出规划，采取措施，建立制度，使各级干部首先是中高级干部以及宣传、思想工作干部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把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干部革命化的标志之一，作为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一项考核标准”。

《通知》还严肃地向全党提出，“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议事日程上来’陈云同志也严肃指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出问题，也会翻船’”。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应根据本《通知》精神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工作方案。

为落实《通知》精神，石炭井矿务局党委于1989年10月21日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石炭局党发［1989］31号文件）提出了一些加强石炭井矿务局宣传思想工作的具体措施，除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充实宣传部门的领导班子，建设宣传队伍外，还提出“要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全局现有宣传思想工作干部进行培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局党委要恢复党校，对政工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培训，要从工人中选拔一批有培养前途、有一定文化基础知识的中、青年工人，经过培训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来。”

1989年12月18日，局党委又发出了《关于筹建恢复石炭井矿务局党校的通知》（石炭局党发［1989］36号文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谢成武为组长的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分别为局长王福林、局党委副书记刘福田和管经营的副局长陈宁。成员为管教育的副局长徐升、工会主席李金福、纪委书记王洪彦及职工大学、宣传部、组织部、纪委、党办、干部处、培训处的主要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筹建组

组　长：刘福田

副组长：李彦周 陈廷奏 崔光成

从组织部、宣传部、培训处、煤炭职工大学抽调苦干人在宣传部成立筹建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崔光成（兼），副主任是薛建民（组织实施筹建组的各项具体工作）。我被抽调到筹建办公室参与筹建工作。

1990年3月27日，局党委发出：《关于恢复中共石炭井矿务局党校及其干部任职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党委、总支：

经局党委常委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会议研究决定：恢复中共石炭井矿务局党校，校址设在宁夏煤炭职工大学。

刘福田同志兼任中共石炭井矿务局党校校长；

李彦周同志兼任中共石炭井矿务局党校第一副校长；

薛建民同志兼任中共石炭井矿务局党校副校长。

 

矿务局副局长陈宁批拨了5万元的开班费，打在职大的财务账上，用来购买桌椅板凳及教学设施，用钱得职工大学去批。我经常穿梭在党校三个校长间落实各项任务。

1990年5月11日召开了成立大会，除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外，还邀请了自治区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来参加，可以说是声势浩大非常隆重。同时也是局党校首届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开班。

我被任命为培训部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各期学员的学习和管理工作。学员由矿务局组织部规划分批抽调干部入学培训，每期一个月，共开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五期，共计150余人，副处级以上干部三期，近百人。每期培训结束考试合格，发给结业证书。

1990年8月，随着对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有些在职的年轻干部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相当一部分同志要求参加各种学历班进行深造，但离职后单位还要补充人员，回来后岗位又成了问题。面对这种矛盾，由局党校提议经局党委同意并报煤炭厅批准，由矿务局党校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协商，在石炭井地区设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业大教学班。副校长薛建民同志是宁夏党校正规化办学后首批毕业的，与自治区党校有天然的联系，经他上下联系最终落实。学员由矿务局各单位审批报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组织考试，择优录取，不脱产，每周六、日两天各8小时授课时间，共12门课程，学时三年。每门课学完都进行正规考试，不及格者，可照顾补考一次，全部课程学完，考试成绩及格后，发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大专学历。

当时在局党校和自治区党校商定如何办班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时任石嘴山市委党校校长的陈祥骥教授不知是为了争生源，还是别的原因，在会上提出在石炭井局办宁夏党校业大班不具备条件。石炭井矿务局党校副校长薛建民当即站起来进行辩解，他说：“尊敬的陈校长，您是学哲学的，办学条件是相对而言的，就住宿条件来说，据我所知，中央党校一个学员一间屋，宁夏党校两个学员一间屋，普通大专院校最好的也是四个人一间屋。如果按中央党校和宁夏区党校的这种条件衡量，普通大学只能关门了。何况我们教学的老师又没变，教材也没变，都是宁夏党校的，只不过老师辛苦一下，要牺牲周六、周日的时间，学员方便一点，不离家、不离岗，学习、工作两不误。”

这时，组织会议的区党校副校长沙全义教授说：建民，不要再说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在石炭井办班的问题，不是办不办的问题。”他这样正面回答了陈祥骥校长的问题，就此终止了办不办的争论，又回到如何办的话题。

石炭井教学班经考试，从工人、一般干部到副处级干部，择优录取学员40余名，教学点设在了石炭井二矿，教育科科长邢述利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被安排为这个教学班的兼职班主任。因此，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石炭井安排自治区党校来的老师的食宿和组织教学管理工作。除了暑假、寒假外，我又把公休和节假日贡献了。遗憾的是，因为年龄关系，还有半年时间没有和大家共同完成学业，于1993年1月光荣退休了。值得欣慰的是，当这期学员毕业时，还特邀请我参加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1991年，又在白芨沟办起了一个宁夏党校的业大班。面对白芨沟、乌兰矿、大峰矿和汝箕沟矿的职工，当然也还有头一年没赶上在石炭井上的一些同志。我不能同时兼顾两个班，具体班务工作交给白芨沟矿教育科负责，只是不定期的到矿上了解学习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回来给副校长薛建民汇报，由他协调解决。

以后，宁夏党校又在大武口煤炭职工大学办了几期中央党校的本科函授班，许多中层干部参加了学习。

这是我亲历的培训干部的事情，虽然辛苦一些，但我自身感到能为方便别人而内心是快乐的。

在办学期间，自治区煤炭厅党组给了极大的支持，不仅及时批准了恢复党校的报告，还协调解决石炭井矿务局党校的编制问题，以便使党校顺利开展工作。为了减少报告周转的时间，时任宁夏煤炭厅副厅长（主管干部工作）、后任宁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的任怀祥同志，专门给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梁国英写了亲笔信，由薛建民同志拿着找梁副书记，及时批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及编办，为党校办学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