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对我大半生辛勤努力的肯定

天道酬勤。我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喜事会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2000年2月16日，石嘴山市档案局的一位女同志给我送来一份石档发［2000］8号文《关于做好档案移交工作的通知》。她对我说：“为了完好地保存和有效利用党和国家的档案财富，我们档案馆从今年开始，建立我市名人档案，经研究你和另外的6个人为第一批。”

我接过名单一看，在这7个人的名单当中，第一位是市委郑小明书记，第二位是马瑞文市长，第三位是市文联姚家树主席，我的名字为第四个。

那女同志接着说：“我们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做好名人档案收藏、保管工作，请你把你的著作、手稿、书信、笔记本、各种荣誉证书和有关你个人的资料整理出来，争取在两个月内交给我们。我们为你建立专柜保管，如你需要使用可以随时随地查阅。”

女同志走了，我的心却难以平静了。我打开岁月的尘封，一幕一幕往日发黄的画面，十分清晰地摆在眼前。我这个为生活所迫远离故乡的“盲流”，居然成了与市委书记、市长平起平坐的石嘴山市名人，在石嘴山市第一批建立个人档案，怎么能不让我激动呢？这是对我大半生辛勤努力的肯定。

我原名叫郑衍顺，笔名关山、石山、杨岩等10余个，生于1939年农历8月29日，安徽省萧县王寨镇人，中共党员。原任石嘴山市作家协会主席、《贺兰山》文学季刊副主编、宁夏文联委员，现任石嘴山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西部编剧协会名誉主席、宁夏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职称。历任石嘴山矿务局采煤工、电焊工、机电设备管理员、宣传干事和矿报编辑；1976年调到石嘴山市，先后担任《石嘴山文艺》、《煤炭文学》编辑部负责人、主编，石嘴山市文联常委，宁夏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2001年12月18日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丁关根等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9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参加高考，虽然考了高分，却因父亲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失去了进高等院校深造的机会。这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笼罩着大地，我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满脸菜色，瘦得皮包骨头，死神随时随地都有降落到她们头上的危险。为了母亲和两个弟弟不至于饿死，也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羞于见人，就扒火车背井离乡，踏上了当“盲流”的步步坎坷、步步艰险的道路，寻找生存的空间，流落到宁夏。

我当“盲流”主要目的在于挣钱养活母亲和弟弟，就问宁夏老乡哪里挣钱多。老乡说，石嘴山煤窑上的钱虽然多，也好挣，但是十分危险。 我想只要钱多、好挣，危险怕什么。我一头扎到石嘴山煤窑。石嘴山这块热土没有嫌弃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接纳了我，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从1959年来到石嘴山，50多年没有离开这个城市。我为石嘴山的建设流出了汗水、心血，小命也差一点丢在800米地球深处。但是石嘴山煤矿却也成就了我，培育了我。伴随着石嘴山的发展，我这个“盲流”与“石嘴山名人”之间划上了等号。

石嘴山煤矿是座大熔炉，有着包容五湖四海的广阔胸怀，给人们提供发展的广阔空间和用武之地。 我来到石嘴山，为了多挣钱，就到小煤窑里当了背煤工。背煤工的劳动是艰苦卓绝的。当时的井筒80多米深，20多度的大斜坡，背斗里装80斤煤，一天要背50趟才能完成２吨的劳动工作量，挣2元零4分人民币。我是学生出身，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高强度的劳动，第一天就硌烂了脊背、磨破了肩，多亏矿工兄弟广阔的胸怀关爱着我，火热的情感温暖着我，大公好义的情操帮助着我，使我度过难关，在煤矿上站稳了脚，高唱人生进行曲，迎着艰险奋不顾身前进。

我对自己有一个评价，在文学创作上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煤矿工人出身的“工农兵作者”，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不少同时代起步的工农兵文友消失了，我却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一直坚持不懈。

二、我的文学梦

我的故乡是安徽省萧县，虽然经济落后，但是，浓厚的中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孔孟之道的精髓深入人心，特别崇尚文化知识，讲究尊师重教，提倡办学，乡村中不乏饱学的老学究。每逢春节，那一幅幅字体漂亮、内容高雅的春联向人们炫耀着传统文化的风采。同时，乡村中也流传着各式各样的通俗小说，每当赶会、逢集之日，民间的曲艺艺人就演唱评书、鼓词、琴书。我从小深受中原文化的陶冶，十分爱听成年人朗读通俗小说和艺人的说唱。我的记忆力很强，凡是听过一遍的东西就能记住。我把《响马传》、《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大红袍》、《三侠剑》、《包公案》等故事不但烂熟于心，还能讲给别的小朋友听，有时候成年人也来听。这是我年纪幼小时接触的文艺，我被文艺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我没有上学前，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香烟，厂家为了促销，在每盒烟里装着一张印有一名梁山好汉的“石印”彩色小卡片，小孩叫做“洋烟牌”。人们纷纷传说，如果把108个梁山好汉的“洋烟牌”攒全了，就能到徐州换一辆自行车。我虽然没有换上自行车，却认识了108个梁山好汉的绰号和姓名，学会了数百个汉字。到小学二年级，我就能阅读《水浒》了。《水浒》吸引了我，我对母亲说：“长大了我也写一部《水浒》那样的书。”母亲夸我有志气，鼓励我要脚踏实地好好上学。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地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第二年，政府号召学生给志愿军写慰问信。我当时正上小学四年级，作文写得不错，慰问信也写得不错，我就抄了一份慰问信向《中国少年报》投稿。我的名字在“写信的还有”一大串名字中出现了，同时，《中国少年报》社给我来了一封信，引起全校师生的注目。我感到很荣耀。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

我上初中了，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开阔了，并且知道了有个名叫刘绍棠的少年作家，仅仅13岁就发表了小说，十分羡慕，也更坚定了我想写书的决心。我在完成学业之后，努力创作，投起稿子来。有一首名叫《杏子黄了》的小诗，在报纸上发表了——

黄了杏子，

杏子黄了，

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树梢；

万点金辉，

金辉万点，

在明媚的阳光下闪耀......

这首小诗虽然稚气未脱，但还清新，有那么一点点的诗意。这首小诗成了我的处女作。这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一块奠基石。这块奠基石是端正而稳固的。

1956年，我考上了萧县梅村中学。这个学校现在叫萧县中学，是1942创建的，师资雄厚，教学质量高。我的学业是全面发展的，特别是作文，每写出一篇就被当作范文，不是贴在“学习园地”里，就是向同学们朗读。课余时间，年级组织文学创作组，我是理所当然的成员。在文学创作组里，讨论习作，帮助提高，比较成熟的作品就在《梅中》油印文学小报刊登发表。我在《梅中》发表了《月光下》等小说、诗歌 。我的创作水平提高很快，先后在《圣泉文艺》上发表散文《激战小朱庄》，在《龙湖文艺》上发表了《送生铁》、《坟》等小说、散文。这时，“大跃进”开始了，上级号召写新民歌，我也写了不少歌颂“三面红旗”的顺口溜，有的在县里编印的民歌集子上变成了铅字。

三、我的再次文学梦

我来到煤矿工作后，没有向艰苦困难低头，没想到在一次冒顶事故中，把我埋在碎煤和矸石里，要不是工友们奋力抢救，我的骨头就要埋在800米地球深处了。

我再也经不起生命的冒险了，为了母亲和两个弟弟，也为了我自己，我要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于是，我第二次做起了文学梦。

当我再次进行文学创作时，我的眼前涌现出可亲可敬的矿工兄弟。矿工兄弟在地球深处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劳动，有着金子一样的心灵，纯朴得像一株株红高粱。我要用文学作品歌颂矿工的丰功伟绩，塑造矿工的美好形象，宣扬矿工的无私奉献精神。我心中翻滚着汹涌澎湃的激情，诗句自然而然地留在了稿纸上。

1961年4月9日的《宁夏日报》和1961年4月号的《宁夏文艺》，分别发表了我的两首诗：《井下新闻》和《贺兰山》。当我收到《宁夏文艺》样书，同时收到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时，别说我有多高兴了。信上说，《宁夏文艺》5月号出“工人创作”专号，让我马上把新作寄给他们。我十分激动，对生活的感悟顿时展现在眼前，一股强大的创作欲望凝聚笔端，连夜写出一篇题为《地球深处的战斗》的小说。停下笔来，我还觉得心中的话没有说完，难以入睡，于是再写，一夜未曾合眼，又写出一首名叫《大办农业喜洋洋》的诗。这两个急就的篇章，在《宁夏文艺》5月号上同时发表出来了。这一年，我在《宁夏日报》、《宁夏文艺》上发表了诗歌、小说等习作多达13件，引起宁夏文艺界的关注。

1962年冬天，在石嘴山市文化馆的组织下，成立了石嘴山市文学创作组，我成为正式成员。40年代就有名气、只因错划“右派”从上海发配来宁夏的胡惠峰是创作组的辅导员，沈剑华、那守范任正、副组长。在创作组里还有万里鹏（陈琢如）、宋友仁、夏庆林、林振强、萧建文、史尚文等人。这些人的年龄都比我大，文学功力都比我扎实，知识面都比我宽阔。我把他们当作良师，虚心向他们求教；他们也无私地给我很大帮助，使我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在《宁夏文艺》上发表了《高栈台竣工了》、《地质图前》，在《宁夏日报》发表了《我们的会计》等诗歌作品和《红色矿工》等报告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深度。这时宁夏文联派虞期湘等同志来石嘴山市了解文学创作情况，我和文学创作组的骨干都被吸收为宁夏文联会员。

1963年，石嘴山矿务局成立业余文工团，把我和陈琢如抽去当编剧。如何写剧本，我们是从学习开始的。文学是先有文学作品后有文学理论的。也就是说，任何文学理论都是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旦从理论上搞清楚一种文学体裁，再加上自己的丰厚生活积累，写出相应的作品还不是太难的。同时，各种文学体裁是融会贯通的，能够掌握诗歌、小说的创作方法，也是能够掌握剧本创作方法的。

实践证明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干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我们根据业余文工团的需要，以二矿老工人胡金福“忆苦思甜”的家史为素材，仅仅用十天的时间就创作出八场歌剧《飞雪迎春》。接着我根据自己正在谈恋爱和未来岳母接触的经历，与陈琢如商定构思，用一夜时间写出独幕话剧《矿山的主人》万字初稿，经过陈琢如的加工，搬上舞台。他们又在另一个剧本的基础上写出了独幕话剧《下班之后》。这三个剧本，在石嘴山市现代戏会演中都获得了演出奖和创作奖。

1964年，自治区组织全区专业剧团现代戏观摩汇演。当时，由于石嘴山市没有专业剧团，决定组织职工业余剧团参加。在全区现代戏观摩汇演中，石嘴山市职工业余剧团大出风头，带去的四个独幕话剧有三个一炮打响，特别是《矿山的主人》和《下班之后》，引起了轰动。演出效果比专业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受到当时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和自治区党委候补书记江云同志的亲切接见，《宁夏日报》记者进行了专访，作了新闻报道。这两个剧本分别在《宁夏日报》、《宁夏文艺》上发表。《矿山的主人》的录音，在广播电台上连续播放了两个月。这些殊荣在所有参加观摩汇演的代表团中，是唯一的。

剧本的成功，使我的创作热情达到了新的高度，接二连三地写出了《架设高压输电线》、《缝》、《老信号工》、《金凤凰飞上电线杆》等一批诗歌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宁夏文艺》、《宁夏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极左”路线把石嘴山市文学创作组定为“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组织，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是十来年，成了我的文学创作上的大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