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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不断的矿山情结(一)

 

朱景林
 
朱景林 1933年7月生,山东省安邱市人。1951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149师446团当警卫员、战士,同年7月4日赴朝出国;1953年4月调50军149师电影队当电影放映员;1962年8月授中尉军衔正排级电影放映组组长;1966年6月转业到石炭井矿务局工会任干事;宣传部矿工报组任版样编辑、校对、矿工报发行,宣传部干事;1990年任石炭井矿务局党校培训部主任;1993年1月退休。
 
我从石炭井矿务局党校退休已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了。退休时矿务局已从石炭井搬到了大武口,环境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虽然退休金不高,但日子过得蛮充实的。老俩口除了带孙子之外,还开了一小片荒地,在那里种菜、养殖。不仅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还能过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田园生活。风吹日晒,早起晚归,淡化了那种离开岗位无事可做的不适应感。同时,在这个期间不仅气管炎的病不犯了,而且饭量大增,太阳底下,晒就了一副健康的古铜色。白天一身忙碌,晚上睡得好觉,还有刘禹锡“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感觉,渐渐地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谁知近年来不知怎么梦中常怀往事。也许是显得年龄大了的缘故,经常梦见过去的同志、领导,常常在梦中被过去的往事惊醒:一个个镜头(为送报纸追赶公交车的喊声,迎着风骑自行车气喘嘘嘘的送报纸和在党校培训班组织学员点名上课、学习讨论的情景)。割不断的矿山文化情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这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地方,难免有割舍不断的情结。
一、从部队到矿山
我是一个当兵的出身,从1951年入伍,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入朝,经历了朝鲜战场冲锋陷阵、敌机的狂轰滥炸,1955年4月胜利归国。1955年7月部队实行军衔制,和我同时入伍的战友除了少数人提干成了军官,多数人复员转业了,而我却幸运的改为工薪制(军工)复员穿了便衣。1959年恢复军籍,授予特殊军衔。1960年升任电影组组长,1962年授予中尉正排级电影组长。这是我在部队时最大的官。直到我退休前的1990年,被任命为矿务局党校培训部主任(正科级),这是我一生从当兵到当官的最高职务。工作42年来,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官官,但一生无怨无悔,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我的人生信条。
未来宁夏之前,听到石嘴山市干部部一个姓吴的同志到部队作动员报告时说,宁夏正在进行社教运动,煤炭企业大部分领导部门瘫痪,大部分领导干部没有解放、没有结合,生产指挥无法进行;另外沈阳军区有数千名战士复员分配到石嘴山市各矿区,希望有部分军队干部去带一带他们。煤炭工业部请示中央,与沈阳军区联系,抽调一些军队干部支援宁夏煤炭工业建设。沈阳军区决定从50军抽调从排、连到营、团干部300多名,我就是其中之一。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那里去,哪里艰苦那安家……”1966年6月,我就是唱着这首歌,离开了美丽的鸭绿江、祖国英雄的边防城市——辽宁省丹东市。从部队(解放军50军149师445团)转业到宁夏石嘴山,参加煤炭工业建设。一开始我被分配到石炭井矿务局工会,安排为矿务局工会组宣部干事。
当时,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比、学、赶、帮、超活动。上级党政部门、工会组织下发的先进单位、模范典型人物事迹学习材料很多。我及时地分发到各基层工会组织,并经常深入基层工会组织检查了解学习情况。
除此以外,我还负责工会库房物资的保管工作。所谓库房物资,其实就是工会原有的和基层工会上交来的旧文艺演出服,破旧球鞋、球衣,旧工作服、安全帽等,只有少量的办公用品。1966年8月,组织慰问病号,最后剩了3包(约3斤)水果糖也交给我保管着。
1968年,矿务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组织清查,搞公物还家活动。“工宣队”进驻矿务局工会清查库房。不知怎么旧文艺演出服多出了两条裤子、一件上衣。为此,“工宣队”抓住不放,还得出了“有多就有少”的结论,让我交待清楚。我只好说明,凡是工会购买入库的东西,都经财务报销入账,到财务查对账目好了。他们经过清查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最后将交接库房时的另外两名当事人找来回忆:可能是当时点了数而未记账马虎了,此事不了了之。有同志说我,“你怎么不把多出的衣服拿回家洗洗当衬衣穿,省了找这麻烦。”我只能笑笑,一笑了之。
1969年,三矿优秀矿工郝珍因工牺牲,矿务局在影剧院为郝珍开追悼会。我看到郝珍同志的孩子哭得特别可怜,就赶紧把三包水果糖拿去哄了孩子。影剧院的同志问我糖块是哪里来的,我说,“还是66年8月慰问病号剩下的那三包糖块”。他们很惊奇,“这么长时间糖块没化,一块也没少,你真是个红管家。”
二、十年的送报生涯(1969—1978)
1969年,“文革”进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期。从1967年上海的夺权进入了各派进行大联合。大辩论时期的各派舆论阵地,小报、刊物,也开始进行整合。“红色矿工”当时是影响力最大的“刊物”,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也就以它的名字作为机关报存在了下来。当时负责编辑“红色矿工”的曾文杰同志尊重群众建议将“刊物”改成《矿工报》,还提议让我来小报组刻腊版(因为我在文革期间刻传单时刻的腊版质量好印数多,能印一千份)。
小报组归属宣传部,最初组建时的人员有:曾文杰、成晓霞和我。曾文杰负责组稿编辑,我负责刻版,成晓霞负责油印。我记得在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前,印出的第一张试刊标题是“迎九大夺高产”,到1970年5月共刻印《矿工报》40余期。
1970年5月,原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将印《贺兰山战报》的印刷厂(在大武口)交给了石炭井矿务局。这个印刷厂原有对开和四开印刷机各一台,圆盘印刷机一台、五号字铸字机一台;工人只有5名。矿务局安排申桂琴(女)为书记,白万荣同志为行政负责,组织印刷厂工作。当务之急,选调5名新工人(4女1男)入厂学徒。天津医院随迁的一名老排版工是这个印刷厂的重要骨干。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学习试印刷于1970年7月1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49周年的光辉日子里,石炭井矿务局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矿工报》正式印刷出版。同时,矿务局政治部设立了矿工报组,王质朴同志为矿工报组组长,曾文杰为编辑。他编好稿件,我将稿件编排画好版样,送往印刷厂,交给排字工人按版样排好,打出小样,由郭建群(18级干部)和我校对后印出报纸,再由我带到石炭井。那时大武口没有旅社,当天不能回石炭井,我就穿着大衣,在印刷厂切的纸毛堆上过夜。后来领了一套被褥,就睡在装订车间的装订桌上。
4开4版的报纸,4000份,重量大约50斤左右,我把它打成包,扛着穿过大武口洗煤厂,坐上从银川过来到汝箕沟的火车到大磴沟下车,再坐接站的车回石炭井。有时候人多挤不上去了,我只能扛着报纸再走几公里回到报社。
回报社后我再根据各单位的人数进行分发,一矿、二矿、工程处的报纸就交熟人捎去;总机修厂、洗煤厂、天津医院的报纸在大武口直接分送;三矿、四矿的报纸就请乘坐班车上班的熟人带去;农指的报纸就交给农指班车上的司机带去,电话通知农指的人到班车上取。后来发现,送给矿上的报纸因为托人捎,几经周转送不到收发室,经常出现丢失的现象,有的人还拿新报纸给自建房糊了顶棚。
我知道印出来一张报纸太不容易,要有记者或通讯员实地采写,一字字、一句句的反复推敲写成稿子,编辑一篇一篇的认真改稿,排字工一颗铅字一颗铅字的排好,还要一遍又一遍的校对,才能正式付印。经过这么多人艰辛的努力才能与读者见面,但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实在可惜。于是,能直接送去的就直接送到厂矿,开始是背着走,妻子周淑琴看我扛着报纸山上山下的跑,累得气喘嘘嘘实在不忍心,就用自己做家属工年底结算的钱为我买了辆自行车去送报纸。这样就能直接把报送到单位,也能及时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
那个时候的报社办公室非常简陋,是利用原来技校的一个教室。夏天没有电扇,全靠自然通风,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生炉子用火墙取暖。由于人员少,工作量大,为了保证按时出报,报社的同志没有节假日和公休日,经常“连轴转”,是习以为常的事。
印刷厂也很简陋、拥挤,连个办公室也没有。切下来的纸边子、印废的纸张只能装进麻袋,堆放在房头露天下。万一墙外有人不注意丢进个烟头很容易引发火灾。印刷厂的同志也提议想办法,搭盖间能防火的小棚子。我先找了局调度室,请他们和矿上联系由印刷厂出钱买一车板皮子。他们不但不管,还嗤笑我杞人忧天,多管闲事。我不死心接着找了矿务局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高亚材同志,提出了印刷厂和我的想法。没想到他还把我批评了一顿,说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听后很气愤便摔门离开他家。事后,我想这可能把领导得罪下了,以后啥事都办不成了。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高主任特别通情达理,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亲自解决我送报的自行车问题。
那时候中心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有一次局中心组学习中,大家都议论原矿务局政治部副主任胡文才调白芨沟矿担任党委书记,特别廉洁,家里连个坐人的小板凳都没有时,矿工报组的组长王质朴同志说,“大家说的是领导干部这个层面的廉洁干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单位还有一般干部的事迹照样值得人们学习。矿务局据我所知有6辆公用自行车,报社一辆也没有。报社的朱景林送报纸骑的自行车是他老婆干家属工挣钱给买的。这叫私车公用”。这句不经意的话高亚材听到了,给了肯定。几天后他安排财务处长,给我解决了一辆自行车,专门为报社送报纸。我特别感动,认为矿务局这么大,领导要关心的事情很多,我还顶撞过领导,他还把一个普通人的事记在了心上。这样的事情不光是高亚材同志,其他领导的身上也体现不少。
有一天早上,我在送报纸时碰到了党委副书记池中鳌同志在散步,诉说了我找行政处要房子没要上的事。我冲着池书记说,“把我调到矿上去吧,在矿里我这种情况都给了房子,在局里我家7口人住一间半房子都没人管”。池书记笑了笑,只是安慰了我几句。两个月后,房管部门找我落实了房子的问题。我感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把群众的呼声记在心上,能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
为了提高报纸质量,局里安排刘凤鸣同志到印刷厂作值班编辑,临时处理稿件、调整版面,并和我负责报纸校对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解决煤矿职工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矿务局和各矿把职工家属迁来办起了五七农场。自己解决吃粮和蔬菜问题。石炭井矿务局农场经过几年的努力,农场办得很红火。1975年,煤炭工业部在石炭井矿务局召开全国煤矿农副业生产现场会,全国有40多个重点煤矿(矿务局)均派代表参加。矿工报及时组织宣传报导工作,以通栏标题《热烈欢迎各单位领导光临指导》进行了报导。开会当天,就把矿工报送到代表们手中,得到代表们的好评。在现场参观时,看到各农场生产的西红柿、辣椒、茄子等各种蔬菜,桃、李、苹果挂满枝头都赞不绝口,尤其是吃到又甜又美的泰国瓜,更是美不胜收。有位四川代表看到又肥又长的羊角辣椒,抓起一个就吃,不住口地说:够味够味。矿工报都把这些消息及时进行了宣传报导,受到部领导和代表的好评。会后半个月,我们就收到40多个矿务局寄来的矿工报提出交换,交流经验,我都一一回复。虽然每期报纸增加40多个单位的邮寄工作,有时忙的废寝忘食,但心情是愉快的。因为看到了这份报纸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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