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几次有惊无险的事故

正如五哥所说，矿上确实是天天甚至班班都发生工伤事故，只不过有些事故很小，大家既然常在“河边”站，湿点鞋子也习以为常，不怎么大惊小怪。在仅仅两三个月的下井工作期间，我就工伤过好几次，多是擦破了手指，或者煤块、石头砸疼了胳膊腿，也崴过脚。这些轻微的工伤，到井口的医护室简单处理一下就继续下井干活，稍微严重一些的，医生开了工伤假条可以休息半天或一两天。

可是有两次事故却使人大受惊吓。一次是井下停电了，正好送烤饼的来了，我们就用黑乎乎的手抓了烤饼，就着煤灰吃。

每当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便会凑到一堆开玩笑打趣。什么话最刺激就说什么。我们这些青春期萌动的愣头青年，最爱听老工人海吹神侃，说他们在床上的“出五关斩六将”。那天是听一位姓张的河北师父说他的新婚之夜，结果听得入神，忘乎所以，忽视了安全。在大家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听得“轰隆”一声，接着又是“喀喳”一声，我面前的锹把被砸断，飞向了溜槽。待我们回味过来时，只见一块牛大的石头冒顶了，砸在了我们中间。紧挨大石头的是胡炳礼、李万才、杏世珍和我。这时其他人也吓得惊惶失措，停止了说笑，以为有人被砸中了。一查看我们四个还在发愣的小伙，除了砸断了一柄铁锹把外，人身都安然无恙，大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第二天的班前会上，班长大训了一通张师父，说他违犯了井下安全纪律，给革命青年灌输“封资修”的东西。也批评我们四个人不应该在一起扎堆。责令大家今后不许在一起扎堆“谝闲传”。

还有一次事故，十分危险。眼看煤快攉完了，快要下班了。我们正在30度的斜坡掌子面上清理浮煤，脚下的石板光滑得站也站不稳当，打柱子支顶板的人不得不几个人扶持一根柱子，以便尽快打完剩下不多的几根柱子。这时只听得大铁柱发出了一声砸到石板的清脆响声，紧接着一根铁柱子像箭一样从我的两腿之间穿过，向工作面下方冲去，与此同时，只见我前面攉煤的韩军玺“哎哟”一声大叫，倒在了工作面上，一动不动了。班长指挥人把韩军玺抬上地面的救护车，拉到了矿务局医院去抢救。韩军玺被拉走了，我们的心都在悬着，担心他的安危，饭也懒得吃，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是他的安危。第二天传出了消息，说他是被铁柱子砸着了小腹，伤及膀胱，造成尿道出血，没有大的危险，住院治疗一周就好了。要是砸到其他部位，轻则断骨伤筋，重则有生命危险。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也是十分后怕，那根近百公斤的铁柱子幸好不偏不倚地从我的两腿之间滑过去，要是撞中哪个身体部位，都会造成重大工伤事故。

七、病急乱投医

有了这几次事故，我的心情就不怎么爽朗了。在家人一再催促下，我就请假回家结婚了。其实，当时我年龄还小，实际年龄不到19岁。之所以要这么早结婚，有两个原因。一是家人担心我当了工人阶级后，会像其他人那样看不上家中早先订的娃娃亲，会退亲的。二是，几次事故后，自己觉得这样生活在矿山，危险频率很高，说不定哪天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不如娶个妻子，生根立后。所以当家中催我回家结婚时，我也就顺从了家人的意愿。

婚假满了回到矿山后，心情好多了。工作起来也有劲头了，还多次也成为班长在班前会上表扬的对象。

可是，没有多久，我便身体不适了。症状主要头疼发烧，四肢无力，睡觉失眠。那个发烧不是一般的发烧，而是觉得前胸和后背发烧，位置是在心脏部位，心脏好像在燃烧，前后背烧得仿佛要紧贴在一起。那个难受劲儿至今想起来也让人浑身不自在。可是到了卫生院一检查，体温一点也不高，退烧药吃了也不管用。医生检查不出病症，自然不开给病假条子。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有人不想上班装病讨病假的情况，这种事不少，所以医生也把我的情况当作装病。没有病假单子，自然不能休息，就只好硬着头皮上班，可是日复一日地疾病折磨和失眠，搞得我心力憔悴，状态极差。到了工作掌子面上，面对小山似的煤炭，我只要挥锹一劳动，就汗流夹背，气喘心跳，不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工作服，我面前的工作任务总也不能按时完成，影响打柱子支顶板。有一次我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牮在煤堆上休息，不想班长过来就踢了我一脚，说我偷懒。这时就有好多同学责怪班长，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一个带病坚持上班的新工人。是他们这个一锹，那个一锹，帮我把面前的煤攉到溜槽里。

也许是当时吃饭还可以，与常人一样，所以身体没有立即垮掉，总是时好时坏。不见好转，我就病急乱投医，本矿卫生院、矿务局医院、葫芦斯泰、大武口、平罗、银川都去看过医生，还找过草原上的蒙古族乡医。那时年龄小，也没有经过多少事——尤其医疗卫生方面的事，所以医生怎么说，我就怎么照办，觉得每一个医生说的都符合我的情况。可是，每一个医生开的药剂却不一样。我是凡医必遵，凡药照服。然而，越服越不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尤为明显的是，我去大武口一个乡村医生（当时叫赤脚医生）跟前求医，那个面皮白净，有点女人相的医生给我仔细诊了脉之后，煞有介事地肯定，说我患的是“骨蒸”，就是说骨头在发热，需要凉骨头，就开了地骨皮等大寒性药物。当时我心中暗自高兴：觉得总算看出了真正的病因，因为持续发烧，可是量体温又正常，原来骨头在发烧呢。当晚我就到五哥那里（他们已经由三矿搬回大本营了），找砂锅熬了药。服药之后，我像祥林嫂捐了门槛一样感到轻松，心想终于查出了病因，这下对症下药，病情就会好的。结果，服药之后的一个小时，觉得浑身发抖，内心空旷，似有一股热流要冲出体外，我连忙去了厕所，一撒尿，就有一股类似牛奶的白浆冲出尿道。尽管我吓了一惊——这是怎么了？可是内心仍然觉得那可能是药物起了作用，将体内的毒素排泄出来了，这样病情便会好转。第二天，我又熬着服了下一剂。服药后，仍是上述形象。等到第三剂药服完后，我竟然瘫倒了。五哥他们得知情况后，叫停了服药，安排我卧床休息了几天，情况才有好转。从此，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上班时连下井升井的台阶也得扶着洞壁一步一步地行走，去到食堂吃饭的那个小山包也上不去，索性就让同事带一份饭菜回来。

八、体验了纯真的友谊与关照

身体是那个样子，没有医生的病假条子，还得上班，可是上了班又坚持不了。有时候我就急得直哭。同事和班长、连长、指导员都知道了我的情况，也就都伸出了同情的手，从各个方面帮助我、关照我。班长不再板起面孔训斥我装病，他让我去通风巷开溜子。指导员魏文礼听到医生不给我开病假单子，就索性把我背到矿卫生院看病。医生都知道我的情况，说是身体好好的，没有大病，只不过是神经衰弱，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能破例开病假的。魏指战员就跟人家争吵。他说：“我们的工人我们了解，这样老实的小伙子，你看他瘦弱成啥样了，根本不会装病的。要是他没病，我也不会背着他来求医。”又说：“你们查不出病因，只能说明你们没有水平。”他坐下来不走，硬是为我讨到了一张休息三天的病假条子，还有一大把维生素之类的黄黄白白的西药片。

魏指导员大约三十来岁的样子，东北人，他高挑个头，浓眉大眼，说话总是直来直去，铿锵有力。他待人热情，真正体现了东北汉子的豪爽与阳刚。从他得知我的病情后，总是隔三叉五来宿舍看我，有时还用他的自行车带我去矿务局医院看病，回来时请我到他家让家属做吃面条给我吃。那一次煤烟中毒，也是他带领同事们及时送我们去卫生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的。

他与我非亲非故，那时也没有请客送礼之风。他能我把当亲人一样关心照顾，实在是难能可贵。当我写这篇追忆文章时，不知他是否还能看到？算起来他也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了。如果他已经仙去，这权且是我的一点心意表达。

跟医生吵架开病假总也不办法。后来，我连溜子也开不成的时候，经班长杨维仓给连队汇报，干脆让我休息，不用上班，他们索性直接点名划出勤，以解决我的生活费用。当然，出勤也不能划满勤，而是只够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就行了。多是10到15个班。每逢节日，连队都要将我上报为重点被慰问对象，由矿工会发给生活补贴和其他用品。现在想起来，这种情况真是让人感动不已。那种情谊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以上提到的小胡、小孙、小韩和魏指导员、杨班长之外，候志德、王国义、周克孝、杨耀杰、屈生明、李瑞平、魏定邦、胡炳礼、李万才、程正祥、刘继俊、张俊杰、马维周等都全力照顾我。最为突出的是回族小伙马维民。这里不妨将我的另一篇追忆文章链接起来附后，以表谢意。

附：一盏不该熄灭的矿业灯（见后）

 

九、保险与炮线

关于我的病情，众多医生总是没有确诊出病因。后来曾经回家医治，医生也没有说个所以然。诊断得最具说服力的，便是“阴寒”，这种病西医仍然叫“神经衰弱”。病因多是受凉感冒引起的，在潮湿的井下，感冒后在劳动过程中又出了汗，接着再次感冒，恶性循环，时间久了，就造成生理失衡，阴阳失调。还是后来有位固原籍医生徐文琨采用了“新医疗法”，给穴位注射“维生素B12”，又建议增强体育锻炼，服用枸杞药酒，又调上了地面工作，才渐次好了起来。这是后话。

之前，掌子面上的重体力活儿我干不了，班长就让我开溜子。溜子就是传送煤的运输工具，攉煤工把炸下来的煤攉到溜槽后，电钮一开，溜子便把煤运送到一定地方，然后提上选煤楼。这工作轻松，不出大力，可是很少有人愿意干。因为巷道里风大，冷冻，容易得风湿病，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只有像我这样的病人或者患上矽肺的工人才干。可是我干不了力气活，就只好开溜子。尽管穿了棉衣棉裤，时间久了还是有些受不了。我这种病是热不得，更冷不得的。再者，开溜子是一个人坐在离工作面较远的地方，一个人孤伶伶的，有些害怕。想起许多工人前辈都把性命留在井下的情景，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

班上需要一名电工。连队领导自然也想到了我。想到我的原因主要是：我年龄小，人实在，体力又差，反正干不了重活儿，就让当电工，不要在工作面上碍手碍脚。照顾的因素自然也有。就在非正式研究后不久，一次不经意的事情，断送了这个别人十分羡慕的技术工种。一次停电后，老电工安师傅就近找到了开溜子的我，让我去到另一处取一截“保险丝”来接通电源，我当时不知道“保险”是何物，就在另一处拿了几根放过炮的炮线给他，这下他生气了，批评我连“保险”和“炮线”都分不清。这样子怎么能当电工？就这样我的电工就黄了，没当成，易给了石嘴山来的吕文元。小吕当了电工之后，曾经在我面前煊耀过。我呢，当时的那个失落劲儿，真是难以言表。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本来就不是当电工的料。要是当时当了电工，后来会怎么样呢？说不定会在井下——至少在矿山干一辈子。当然，干一辈子也许会向其他方向发展，但能不能成为一名写作者呢？

电工没当成，我本来因身体原因造成的情绪就更低落了。经魏指导员他们建议，矿上将我调到地面上，先是管护新植的树木，每天浇水、培土。后来又调到矿山职工子弟小学。从井下生产第一线调到地面上，工资是少多了，由二级工降为一级工（一年前定级时，我们也没有成为矿建三级，而是二级），而且少了井下津贴，每月只开40多元。但这已经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有利于身体才是最为重要的。在这里，我的身体情况渐渐好转，人生境遇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十、由师傅成为老师

我能到矿山小学工作，还得感谢一位好心人。他叫侯延寿，是甘肃人，曾经在阿甘镇煤矿工作过。他当时是副总指挥（其实是副矿长），此人工作干劲大，热情高，曾经当过全国劳模，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的厚道是出了名的，最关心新工人。可是此时他已经患上了矽肺病。我冒昧找了他，请他给我调整一个工种，井下生产第一线我是实在力不从心。之前，他也听说在采煤一连有一个最年轻的“老病号”，没想到就是我。他看我面黄肌瘦然而眉清目秀的样子，顿时生发了恻隐之心，就安排我到小学当工友。学校对我本来就有吸引力，我就高兴地去了。

因为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又差，只能当工友，工作是每天打扫办公室，给学生烧锅炉供水，加上司钟。顺带着管护学校树林。一开始，我十分窝囊，连钟表都不会看，以致常常按错时间表，不是早几分钟，就是超过时间了还不打铃，好几次老师们找来质问：“小火，到点了，你怎么还不打铃？”说起来，那时候的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很好，对我十分客气，打错了钟，也不严厉批评，更没有处罚，而只是善意地提醒就是了。要不然，那么简单易行的事情常常搞错可不好交代。

在这期间，卫生院的徐大夫得知我病了好多年而医治无效的情况，就大胆采用了“新医疗法”，给“足三里”和“三阴交”、“合谷”、“涌泉”等穴位注射“维生素B12”，这种注射实在疼死人，每次注射我都疼得咬牙坚持，注射下来，汗水就会湿透我的衣背。然而，为了恢复健康，我还是每天按时注射。与此同时，徐大夫建议我每天跑跑步，打打篮球。我痛苦地回答：“我是这个样子，连走路都吃力，哪有力气跑步、打球？”徐大夫就说：“你试试，慢慢就会好的。”其实，在学校时，我非常喜欢体育活动，尤其是打球。现在看到别人在球场上生龙活虎的样子，心里羡慕极了，也伤感极了。听了徐大夫的话，我就照他说的办，每天早晨跑跑步，也投投篮子。也许是徐大夫的“新医疗法”起了作用，也许是再没有遭遇井下的潮湿，也许是心情好转了，也许是参加了体育锻炼，身体渐渐好了起来。我天生是个不安分的主，身体稍有好转，便闲不住了，主动找活干，不仅把几个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水提得多多的，把树槽里的水浇灌得满满的，有时还给别的老师家中干活。那时候男老师少，女老师多，而且他们年龄都不小了，只有我最年轻。所以他和她们有事总会叫我干的。由于年轻的男老师少，连一场球都打不起来，校长陈宝琳便会叫我顶人数，这样我便渐次进入了球场，一开始只能坚持十来分钟，后来能打半场，再后来就能坚持打完全场了。乒乓球也成了三人骨干，与别单位比赛，我常常被安排第一个出战，以年轻之势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一个偶然的机会，校工宣队长赵志海让我给黑板报上抄抄稿子，我就用心做了，我在中学上学时经常刻印腊板，仿宋字写得好，就一笔一划地抄写，还在空间插一副副小小的插图。第一次办黑板报获得成功，工宣队和学校领导都十分满意，后来的黑板报和节日墙报，就都归我操办了。有了这小小的“权利”，我就把自己创作的小诗、小文写进黑板报或者墙报，这样，我的“才华”才得以展示。其实，那时写的东西还不成其为诗歌或者散文，只不过是“顺口溜”或者学生式的标语口号。我还给一些班级排练了文艺节目。这些爱好加上篮球、乒乓球方面成为学校骨干力量，这使我在师生们的心目中成了“多才多艺”的人。

有了这种印象，也与大家混熟悉了，有时哪位老师有事了，就让我给他（她）看管一节课或半天的学生，看着学生上自习不要打闹就行了。可是我不甘心看管他们，而是指导他们阅读课文，完成作业，也讲故事给他们听，教他们唱歌跳舞。还批改学生作业，用漂亮的仿宋字写针对性很恰切的评语。深得师生们的欢迎。

不言而语，学校和师生都已经认可我了，也离不开我了。这样，在招收教师的时候校工宣队和校领导一致同意我转为教师。为了保险起见，校党支部书记张泽礼亲自拿着我的表，到矿劳资科办理，他生怕把我遗漏了。这样，我便由一名工友成为一名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