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仲舫

 

火仲舫，笔名钟声。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原主席兼《六盘山》杂志主编，六盘山民俗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席。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花旦》《土堡风云》《柳毅传奇》和散文集《西吉风景线》《飞翔的情绪》，剧本集《凤凰泉》，创作有24集电视剧本《纳家户》，20集电视剧本《六盘山缉捕令》，12集电视剧《董福祥勇抗八国联军》，20集电视剧《柳毅传奇》，8集电视专题片《六盘山之歌》和长篇小说《穆斯林的晨礼》《浪子吟》等。创作演出的秦腔电视小品剧《三姊妹》获第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三卷本长篇小说《花旦》获第三届海内外华语文学“最佳影视小说奖”。其创作业绩收录于《世界名人录》。

 

1968年底至1973年3月，我在石炭井三矿工作了5年有余，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时间却在我的生涯中至关重要，它对于我后来的做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将它记述下来，公之于众。

一、成为工人阶级的兴奋与憧憬

1968年，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学校的“复课闹革命”总也复不起来，参加偶尔的大辩论也觉得没有意思。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便发起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美其名曰“轻骑兵”，排演“革命样板戏”。我在《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中分别担任了主角少剑波和郭建光，前者我演后部分，由李存信老师演前部分，后者我演前部分，由女同学刘凤琴演后部分。不仅在学校附近演出，而且到各地农村演出，算是风光了一些日子。正在这时，上面有通知，要在全校选拔12名同学当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那时的宣传主题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消息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同学们都在跃跃欲试，热切盼望自己能成为领导阶级的一员。盼归盼，可是人人心里都明白，要如愿以偿，成功率却是十分渺茫。那时还不兴拉关系走后门，完全按照条件选拔，自觉条件不过关的同学便认为当工人是可想而不可及。要在全校120多名学生中挑选十分之一的人选，那是需要各方面条件都出类拔萃的，大多数同学不抱多大希望。挑选方式是在校工作组的主持下全体同学提名推荐。还好，第一次民主推荐，我“榜上有名”。心中的那种兴奋可想而知，连晚上做梦都是如何整装出发，在工人阶级大军中意气风发地大展宏图。

就在我急切等待着何时集中启程时，却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招工名额有变化，不需12人，而只需要7人，这样就要刷掉5人，得经过又一轮投票“选举”。再次投票结果，我因年龄小，表现也不如其他人而“落选”。落选就落选，只是在心里遗憾了几天后，便也想通了——自己条件不如别人，只能怨自己了。

就在我回家安心参加生产队劳动时，突然有人来家通知我，说是原先推荐的那12名同学一同上县城体检，谁检查合格谁去当工人。机会又来了，不过通知者说，只有今天一天时间，错过时间就不行了。我连忙去搭车，可是仅有的一趟班车已经过去了，再没有车了。我急得抓耳挠腮，心神不定。父亲得知后，便急忙去到亲戚家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家距离县城有40公里路程。等到我骑车子风急火燎赶到县城医院时，人家正在收拾下班。当我说明我是体检当工人的时，那位男大夫便很客气地再次穿上了白大褂，挎上了听诊器。他履行了各项检查程序后，说是：“一切良好。”又说：“你赶来的真巧，要是再迟几分钟，你这个工人就当不上了。”

按照规定，这次检查要像检查当兵的一样严格仔细，最后是要脱光衣服全裸检查的，也许是那位主检大夫劳累了一天，困了，也许是他看我太焦急了，也许是我注定要走这条路，他就没有再往下检查，只问我“身体其他地方都好着吧？”我说：“都好着呢。”其实，我回答这话时，心在狂跳。因为我小腿上有两处致命的要害——两条小腿肚子上分别患有一片牛皮癣，正在发炎，由于着急，骑车子又创破了包裹的布条，很是发痒。这是很厉害的传染病，煤矿上最忌讳这种传染病，一经发现，根本不可能通过的。幸好大夫没有让我脱光衣服检查，混过了这至关重要的一关。

 

 

体格检查是通过了。可是我的年龄又是软肋。因为我当时只有17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我不能有半点差错，于是在检查完身体回到家之后，便在开介绍信时找一位同学的父亲改了年龄，增加了两岁，年龄就成了19岁。与此同时，父亲千方百计找验方给我医治腿癣。这样，我便当上了工人，成为石炭井三矿的一名产业工人。

记得我们集中时，天气已经很冷。集中在固原第二招待所（现在的六盘山宾馆位置）培训。那时是军事化管理，早晨统一起床上早操，之后洗漱，然后排队集体到招待所吃早餐，早餐之后便是集中学习。无论吃饭还是学习前，都要立正站立，毕恭毕敬地朗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著作和有关煤矿安全知识以及采矿技术。就在我们集中到固原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城职工家属关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消息，毛主席为此发出了最新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会宁城镇干部家属精神，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未来。对于“最新指示”，全国人民都要热烈响应，来不得半点懈怠。我们的情况，正好符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精神，与城镇居民和其他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比，我们心中都在暗自庆幸：自己进入工人阶级大军，比他们幸运！

固原地区五个县（当时彭阳尚未建县）共招收了200名学生（其中女生7人），以连队形式编制。三天的集训结束了，我们分别被安排在八辆卡车上，卡车盖了帆布篷，在隆冬的寒风中一路向北驶去。汽车开了，我们的心情一阵一阵地激动着，心中的歌儿不约而同地冲出喉咙，在旅途中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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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帮热血青年又唱又说又笑，感到十分开心。可是行进了个把小时，歌声便渐渐弱了下来，慢慢地，就再也没有人唱歌了。因为天气太冷，行进中的卡车把一阵一阵的寒风刮进车篷，冷冻难挨，尤其是脚，跺也没法跺，那个难受劲儿至今想起来也令人浑身打寒战。那时的公路都是石子铺就，汽车开时尘土涂上每个人的脸，使大家变成了“土行孙”。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宁，在县招待所住宿了一晚，第二天又坐车出发，傍晚到达了目的地——石炭井三矿。

二、月薪30元的骨干产业工人

卡车经过了黄沙滩后，进入了沟口，盘山公路开掘在石峰之间，两边的石崖呲牙咧嘴地面对行人。经过一番曲径通幽，进入矿区，在山村长大，在田野里呼吸了十多年的新鲜空气，此时此刻，有种压抑感。经过了石炭井狭长的街道，不久便来到了三矿。还好，小学生已经排好了队形，在欢迎我们这些首批知识青年前来建设矿山，这给一抹寒风中荒凉的矿山带来了温馨气息。

当我们搬着行李住宿进“新家”后，心中便生发出难以言表的失意情绪。原以为，作为新型的工人阶级，可能会住进“电灯电话”的“高楼大厦”，最不行也会像军营士兵一样，住宿到平房中，可是这“新家”却不像家，而是一座座地窝子。就是在平地里开掘了一排土坑，在土坑上面搭了檩条，檩条上面搭了一层“牛毛毡”，在一定位置开掘一个出口，这便是出入的“门”。土坑是新开的，墙壁上还往外渗漏着水珠。土坑靠墙处支着一排床板，地下砌了火墙，炉火正旺，使地坑中弥漫着一股带着煤烟的暖流。

我们铺设了简单的行李，带工者便集合我们去职工食堂吃饭。我们照样排着队，唱着歌，向矿区职工食堂走去。不过，由于在车上颠簸了两天，也由于住进了地坑，使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所以歌声也显得稀稀落落、有气无力。这时职工食堂吃饭的职工不是很多，带工者给大家领了饭盒和碗筷，发了饭票，我们就排队打饭。也许是大家真的饿了，也许是这里的饭菜有别于农村家中的洋芋粗面，大肉炒土豆（回民同学则是羊肉炒土豆）和雪白的馒头还是令人胃口大开，记得那顿饭很香很香。显然，这顿饭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住宿地坑的内心失落。

我们在矿上也学习集训了一周。这一周，我们这帮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各显其能地表现了一番，尽情展示了各自的特长，能歌善舞者在培训间隙不失时机地表演，口才好的争先发言表态，擅长书法绘画的，就在矿上工会指定的醒目位置书写标语和《毛主席语录》，描绘毛主席画像，有体育特长的便在篮球场上或乒乓球台上显示手段。我们这200人在学校都有一技之长，基本上人人都有展示的才艺。我在学校本来文艺演技是一流的，可是到了这里，却湮没在被比我年龄大、有高中程度的大哥大姐活跃的情绪之中，难以展示。大家的目的很明确，除了年轻人的好胜心理之外，就是想分配一个好工种。这种热闹氛围，也冲淡了住宿地坑的不快。

一周的集中培训结束了，大家领到了工作服、安全帽和胶靴，办理了有关手续，分了班组。也领到了粮油证，借了30元钱买了饭票，便开始了矿工生活。

分配方案公布后，大家才有所醒悟，大家一周来的自我表现，其实是徒劳的。良好的才艺并没有被参考半分，7位女同学分配了很好、良好或较好的工种（一人当了广播员，一人当了机关收发员，一人当了食堂管理员，另外四人当了矿灯员），男同学除了孙应刚、蒲杰华两位分配到运输队之外，其他191人都被安排在采掘第一线。我被分配到采煤一连一班。

当时我们的工资核定是每月30元。这一结果，在我们当初选拔检验的时候并没有说明，不知为什么要核定这么低？有人大着胆子询问了矿上招工的，他们回答说，我们是按照学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名义招收的，待遇按学徒工计算，一年后视表现情况转正。转正后就是矿建三级。可是我们得知，其他直接从农村招收来的“亦工亦农”人员，一投入生产第一线，就是三级工，转正后是四级，比我们高了一级。同样的第一线职工，我们却要比农村合同工少拿20多元。那时候的20多元比现在200元还值钱。

每月30元的工资，吃饭钱每天就得控制在一元之内。一份（一铁勺头）土豆或者白菜一角钱，一个二两面的馒头五分钱，一碗稀饭五分钱，一顿得两个馒头，这样一顿饭是0.25元，一天两顿饭0.50元，在工作面上再吃两个烤饼0.20元，每天的伙食费便是0.70元钱。如果是土豆或者白菜里面加了肉片、肉丁，就算是肉菜，一份是四角钱，如果是每天吃一顿肉菜，每天的伙食费就是一元钱。这样，就没有零花钱和买生活用品的钱了。我呢？努力克制住吃肉的欲望，给自己规定三天吃一份肉菜。这样就可以省下几块钱买别的生活用品。

三、井下作业使我们提心吊胆

如果说当晚住宿地坑的失落感被这一周的集训洗脑淡化了许多的话，那么，第一天的正式下井作业又给我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笨拙地换上工作服后，便在煤尘味儿夹杂着烟草味儿炝人的工作室里参加班前会。班长小结完上一班的工作后，安排本次班的工作，像生产队长那样分配具体活儿。我们的班长叫杨维仓，是固原人。可他似乎一点老乡观念都没有，对我们是严上加严，动辄训斥我们，一点面子也不留。

我是跟随一位姓杨的河南师傅攉煤。我们每个新工人跟随一位老工人，由老师傅负责我们新工人的安全和技术指导。

我们的工作掌子面离地面比较近，所以不用乘坐缆车的。当我们带着盈尺大板铁锹，头顶矿灯下到井下时，一股潮湿的酸涩味儿便扑鼻而来。由于地况不熟悉，走着走着，不时便会头碰到石头洞壁上，使人惊吓一时，要不是头戴安全帽，早就头破血流甚至脑袋开花了。还好，第一个班一边小心翼翼地挥锹攉煤，一边提心吊胆地注意安全，好不容易完成了当班的任务，心有余悸地挨到了下班时间。升到井口，我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心里庆幸着：总算是安全归来了！

就在交还矿灯时，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的掘进一连的戴剑腿被缆车碾断了，造成了严重工伤事故。天哪，这却如何是好？得知他是固原县张易人，比我大三岁，才20岁。他这一生算是毁了。这对于我们一帮人来说，打击很大，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情绪，不想继续在矿山干了。

我呢，要不是碰到五哥，不知道下文如何呢？

下班后，我们洗了澡就去食堂吃饭。在排队等候的时候，遇到了五哥。

他给我买了饭菜，我们一起边吃边聊。他是大爹的儿子，在我们家门弟兄中排行第五，我排行第八。他是早年招工到“八十工程处”的建筑工人，原本是在大武口施工的，因为这里的建矿工作还没有收尾，就在这里工作。他得知我被招收为这里的矿工后，也显得很高兴。他自豪我们家门里有了两个“工人阶级”。

当我说到一起来的同学第一天上班就工伤了，腿被矿车压断的困惑之后，五哥却说：“煤矿上就是这样，天天都有工伤的。干活小心点就是了。”又说：“我们农村人当一个工人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好好工作，不要想家。有啥困难就给我说。”

五哥他们来到我们的地坑住宿处，一看我们的墙壁上积了一层白白的冰霜，被子也是潮湿的。他说，这样时间长了会得风湿病的。他跟几个一起的同事一商量，把他们堆放建筑材料的一间库房腾出半间，让我们兴隆中学去的七个人去住宿。我们收拾了材料库房，腾出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把床板搬了过去。库房里有暖气，暖烘烘的，比我们的地坑强多了。这儿离矿井和五哥他们的住地也近，便于上班，也便于每天与五哥他们来往交流。

显然，五哥的热情和坦然稳定了我的心。

四、抢房风波

春节过后，得知矿上有数十间空房子锁着，没有人住宿，这是原先建筑工程队修建并住宿过的房子，他们搬走后，房子就一直锁着。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些新工人住宿？我们商量后，选派了几位能说会道的同学与矿上交涉，要求住宿这些空房子。可是交涉的结果不尽人意。矿房产科的人依据矿领导的意见，说是留给后面更重要的职工住宿。这下子大家不干了。我们这批人就是矿上最重要的工人，别的不说，自从我们这帮工人进入矿山后，矿山因此活跃了起来，毛主席语录、画像、标语，以醒目的姿态展现在矿区显眼的位置上——这是我们一起来的擅长美术的同学书画的；矿广播站广播的声音也变得清纯、清脆，内容也丰富了许多，颇有吸引力——这是我们一起来的同学撰稿、广播的；墙报、黑板报显现出了较高水平——这是我们一起来的高才生创办的；篮球、田径赛事，一反过去一直垫底的状况，成了佼佼者，文艺演出，也让其他矿区刮目相看——这缘于我们的加盟；就连到食堂吃饭也会使氛围活跃起来——大家总是生龙活虎的样子。采掘第一线因为有了我们这些新生力量，每周每月的工作任务总是提前超额完成。显然，矿山因有了我们而鲜活起来。可是矿上领导为什么不把我们当最重要的力量看待？为什么把正值青春年华的新矿工的健康不当一回事？再说，先于我们一周来的西安矿院的50名毕业生和石嘴山的50名中学生，人家都被安排在老矿工住宿处，为什么偏要让我们住宿潮湿的地坑？原先以为，我们一帮人多，矿上实在没有地方安置，才为我们建制了临时地坑住宿，也就认了。现在得知有尚好的空房子锁着，却不给我们住宿。真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

原本“造反”劲头十足的青年学生，在校时有时无事找茬，跟当权者闹事，现在有了这样充足的理由，还能保持沉默？大家一商量，一不做，二不休。一个字：抢！于是便在一个早晨，忽喇喇一声，三个人一组，撬开了锁着的空房子，把自己的行李搬了进去。

这一举动，在矿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矿上发了通告，责令我们搬出去，并声言要处置带头闹事者。矿保卫科的人带着房产科的人逐一做思想工作，说教兼吓唬，软硬兼施，要我们搬出去。可我们既然搬了进来，就没有人再搬出去。大家铁了心，齐心协力，保持一致，任凭矿上处理——反正相当一些人也不愿意干了，开除回去也不是什么坏事。僵持了大约一周，矿上自觉理亏，对我们这些骨干工人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只好默认我们“抢住”的合法性。

我与孙应刚、胡耀庭三个人“抢”了一间，位置在食堂通往矿区的大路旁边。

小孙属猪，小胡属鼠，我属牛，他们两个人分别比我大两岁和一岁。小孙是西吉一中的，小胡是西吉农中的，我是西吉兴隆中学的。小孙在运输队，我和小胡都在采煤一连一班。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觉得我们三个很合得来，于是就走到了一起。

五、煤烟中毒

“抢”到了房子，大家自然当做战利品，有人打酒买菜，弹冠相庆了一番。可是对于我们三人来说，却是迎来了一场灾难。

春天的矿山，仍然寒气逼人。我们从井下抱来了块煤和废旧劈柴，生了火炉。火炉一律通着火墙，这样就像暖气管一样容易散热。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觉得头疼得快要炸破了，心想可能是鼻窦炎犯了，堵塞了鼻管，就给鼻孔中挤进了一些鼻通药膏，倒头又睡去了。天亮时我被尿憋醒，刚一起身，就栽到在床头。与此同时，也听到“扑嗵”一声，有人栽到地下，我努力抬头一看，是孙应刚。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刚要起身穿衣撒尿，一翻身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有人破门而进，是我们班的屈生明带着班长杨维仓来了。原来他们在班上一点名，我与胡耀庭一双不在，询问别人，都说昨晚上还好好的，在一起又说又笑哩，是不是睡过头了？他们就来查看究竟，这一查，救了我们的性命。

这时的我们三个人，都昏迷不醒。当他们把我们往卫生院送的时候，我被冷风吹醒，只觉得头在剧烈地疼痛，心里恶心得直想呕吐，却又呕吐不出来，十分难受。而小孙小胡两个人还在昏迷不醒。护送我们的杨班长和魏指导员说我们煤烟中毒了。我这才恍然大悟。

经过一个上午的急救，我们终于脱离了危险。可是，一连几天，我一直觉得头疼难挨，浑身无力。他们两人比我还要严重。

再次回到房间生火炉时，发现火墙不畅通，查找原因，发现在通往火墙的炉子口，堵塞着半块砖头。当时我们并没有深究那块砖头是怎么到那里的，是谁放的，是怎么放上去的。只是庆幸自己“大难不死”。

时隔43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回忆那次煤烟中毒事件时，不得不考究几个疑点。第一，那块砖头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要说是原来的房子主人放进去的，那么我们搬进去住宿了好几个晚上，前几个晚上为什么没有遭遇煤烟？再说，原住户为什么要放进去半块砖头？第二，要是就在那个晚上放进去的，是谁放的呢？那天晚上我们都出去到别的同学宿舍玩去了，房门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人趁机进屋子放进了砖头？如果是这样，是谁干的呢？我们三个人都是很热情很随和的人，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要说是这次“抢”房事件，我们三个人也不是带头者，只不过是参与者——即使是带头者，有人也不可能以这种不法行为来坑害（说重了是谋杀）我们啊？

现在分析起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砖头是原住宿户放进去的，因为火墙太利爽，既费煤炭，屋子里又太热，就在通口处塞进了半块砖头，以阻止过于利索的火势。我们初入住的几天天气晴朗，通风通畅，煤烟没有回流，而那个晚上西北风大，刮得使煤烟倒流，才弥漫在室子里，侵袭了我们。另一种情况是，确实是我们一起来的同学干的，有人出于恶作剧，本想让煤烟欺负一下我们，整我们拆火墙，修火炉，不想这个玩笑开大了，险些造成了三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命归西天的悲剧。而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大一些。总之，好险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