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作的二十年
石嘴山矿区是国家“一五”计划时期在宁夏新建的第一个煤炭工业基地。从1956年开始筹建到1961年末以极快的速度建起四对斜井,并先后投产。首先就遇到了浅部煤层走向长达5公里范围内古窑密布,积水情况与采空情况不清楚的开采难题。地质勘探报告也说得含糊其辞,什么自明、清以来,九个煤层浅部露头,古窑星罗棋布,已见井口78处,还有不少井口为沉积物所掩埋,其开采深度多为50米以上。为了避开这个矛盾,采取反斜井开拓的设计,先把运输水平巷道建成,可是这就为掘进准备浅部回风水平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和风险。
1958-1963年全局发生古窑透水事故11次,其中死亡事故5次,共牺牲37人,突然涌入巷道的总计水量约七万立方米。对于此类透水事故我的记忆也是刻骨铭心。我们于1958年9月中旬到第一个建井的一号井报道,随后开始劳动实习。我们三个北京矿学院学生被分到一个掘进园班,每小班一人,都有各位组长任师傅带领。计划实习三个月,每天干的就是打眼、放炮、装车、架棚这一套活,与其他组内人我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知道学生出身体力差,不少特笨重活也不让干。记得我们实习快两个月了,是11月13日早晨,我们师傅朱国良领着全组正准备收工下班,忽然从大巷外边急匆匆跑来了带班班长喊着说:“透水了,快撤人”。我们全组人就有序快步的按规定避灾路线升井。当时高处的风井与我们工作运输水平尚未贯通,撤退还是要经过运输水平的最低处反斜井井底车场,等我们到达时,积水有一米深,水位也稳住不涨了。大家松了口气抬头看着明亮的小小井口,放下悬着的心缓缓爬上井。
经清点升井人数,确认少了工作在透水巷道执行放炮的牟均荣同志。搜救工作随即展开,但通往透水点的二层煤南大巷,断面九平方米的巷道几乎被碎煤和杂物堵死,电缆、铁管、风筒被强大的水流冲搅在一起,矿车也冲得东倒西歪,根本无法进入里面,只能从外向里边清理边找人。我们参加实习的班组承担此次清理任务,日夜不停干了七天才发现遇难人员,人被浸泡得严重的变形,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惨不忍睹。这起事故是全局第一起死亡事故,也是第一起透水事故。我至今记忆犹新,看见在一定条件下6800立方米积水破坏力如此强大和无情,也深刻记住煤矿生产“安全为天”这句至理名言。
为了给矿井投产做技术准备以及加强技术安全管理,我们矿院三个见习技术人员提前结束劳动实习,协助矿井主管技术人员孟以猛同志做好技术管理工作,特别承担起掘进探水和鉴别现场是否有透水征兆的重任。那时我们四个吃住都在井口,每班有人下井跟班,死死盯着各工作地点的安全生产和各项措施落实。对于近十米厚的三层煤探水是工作重点,不仅要探前方和两边,还得控制顶底,必须布置多组密集钻孔来完成,即便如此有时也难确保安全。1959年8月在三层煤总回风巷掘进时,再次透水,其主要教训是钻孔布设很密,但仍在顶板方向上有疏漏。错误和挫折在教训了我们,反思之后我们从透水点钻进古窑,一看还有多处积水,于是进行准确测量,有的放矢打钻孔实行有控制的放水。保证了这条巷道继续向前掘进的安全。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启发,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孙悟空钻入牛魔王肚子里的战术,尽可能将古窑分布、延展、积水情况搞清楚,以争取安全生产主动权,确保矿工生产安全。这些些想法得到矿上主管技术工作的孟以猛、刘英梧同志的认同,并制定出钻入古窑探查计划,开展测绘、放水等一套安全保护措施。探查计划每次都有他们组织实施,经一年千方百计的探查,矿井浅部各个煤层古窑开采深度、分布特点、互相关联基本上摸清楚,并且准确绘制到矿图上,开始有控制的放水。个别从井下不能探查的地段,采取从地表开挖小井,由浅向深逐段摸查清楚,排除积水,清除盲点。当然推行钻入探查的过程,并非全是一帆风顺,有时也是险象环生,但都被我们专业探查队伍一一排除。这些工作局总工程师陈师傅很支持,也常亲临现场指导,并介绍给全局。到1963年为止全局共排放古窑积水近200万立方米,也因大部分地段能准确圈定开采上限,多采出近百万吨煤炭资源。至此,全局再未发生透水事故,解决了这一威胁矿井安全隐患。这是沿着认识、探索、提高的路子展开的,是经历用实用技术与矿区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是对地勘、设计成果的检验和修正。
石嘴山一号井(一矿)是1959年3月1日简易投产。当时井下正规回采工作面还未准备出来;通风系统也未完善;地面装车外运系统也未建成,总之没形成生产能力。可是包兰铁路,石嘴山电厂、炼钢企业急等用煤,无奈之下只好边钻边生产,解决燃眉之急。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生产工艺落后,所用采煤方法是“仑房式”“刀柱式”等过时的方法,其根本缺点是不安全,回采率低、掘进率高,尤其在采空区丢下大量煤柱和碎煤,给井下自燃发火制造了条件。加之设计上采取分层开拓方式,既不利于防火,更难于采后封闭隔离,故而到1961年初,一号井一水平三层煤北翼1000米长的运输大巷,多处出现明火成了一片火海。矿井出风井冒着浓黑的烟柱,直冲云霄,井下火情极为严重,只能将整个三层煤北翼全部封闭。没隔几日四号井开采的五、六层煤也出现了明火,这个火区近邻井底车场,我们采取用水直接灭火的时候,连续发生氢气爆炸,随着沉闷的爆炸声音,淡紫色炸焰从车场巷道碹缝中奔出,大家奋不顾身的用黄泥抹堵,担仍无济于事,如若处置不当,可能比一号井影响范围更大,甚至可造成全矿井的停产。情急之下,时任矿主任工程师的刘英梧与我们共谋对策:停止直接灭火,分割封闭,控制火区通风,实行黄泥灌浆。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控制了局面,度过了最艰难地时段。
六十年代的矿井内,全局发生火灾30余起,带来十分惨重的经济损失,上千万元的采煤装备埋入火区,几百万吨煤炭被呆滞或损失,对矿井安全生产造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技术人员责无旁贷,只有重新认识我们的矿井,探索煤层发火的原因,学习外地经验,引进实用技术,研究适合本矿条件的对策;重新建立自己的防灭火骨干队伍,组建矿山救护队,培训密闭、瓦检、气体分析、钻机等专业工人,对入井矿工进行防火知识教育,以及实施防火措施而引起工艺变化的培训;重新装备防灭火设备、设施,补建地面灌浆站,布设井上下供水、灌浆管理系统;重新规划、改造、改革巷道布置,改变采煤方式,调整矿井通风系统,制订、完善防火管理规章制度。上述四个重新工作的落实,涉及专业面广,工作量很大,这一重任无可置疑落到年轻的技术队伍身上。首先,要当好学生,在学习调研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完整的实施计划,随即在执行中当先生促其落实。实践证明,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技术专家和能手;被大家誉为“火神爷”的赵永昌同志,他胆大心细,处置险情办法多,只要他出现在危急的火灾现场,每次都能转危为安,好像是掌管火的神仙;打灭火钻孔又快又准的能手孙振显、徐立民同志;连接灌浆管路能手刘佩荣同志;擅长通风、互检的李增书、杨英明同志;改革开拓方式绘出全矿分组联合布置图的何嘉平同志;在矿井合作集中生产和补建采区作出贡献的黄中梁、刘育宾同志;推行新采煤方法,改革支护方式的邢治绪同志。我们这个团队推动着矿井第一次技术改造,改变着矿井生产技术面貌,挖掘出矿井生产潜力。1963~1966年改造完成后,相比的效果显著。矿井生产能力提高10%;全员效率提高37.2%达到1.13吨 / 工;原煤成本降低32%;采面个数减少45%只保留5个;采面单产提高60%达到每月产煤12397吨 ;坑木消耗降低40.5%达到101.5立方米/万吨。这些矿井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明改造是成功的,与全国相比也是处在先进行列。
通过实践,我们逐步认清矿区特点,增长了知识,找到阻碍生产发展的薄弱环节,着手变革创新,为发展生产力做出贡献。领导为了鼓励我们和肯定这一阶段的成绩,1965年8月任命我为矿采煤工程师;赵永昌为通风工程师;黄中梁为基建工程师。同年为在窑街矿务局召开的“贺兰山煤炭公司采煤技术经验交流会”上介绍经验,我撰写出“对采区煤仓容量和结构形式的初步探讨”一文,受到煤炭系统的重视。因为当时书上有关它的论述是没有的,而我们局的经验是采区中不可或缺的设施工程,已有几十处煤仓多年使用经验和体会,有了一定理论上的建树。一九七六年煤炭部将文章纳入“矿井开拓与巷道布置改进”一书,再次得到肯定。直至九十年代编全国煤炭教科书中也仍然引用。这次会议上被誉为西北煤炭工业易燃特厚煤层采煤法“五朵金花”的技术革新——金属网假顶分层开采,鋪顶网工艺,黄泥灌浆预防自然发火,无煤柱开采和老空区残煤复采,我们局占四项,其中铺顶网工艺,1978年在全国第一次煤炭科技大会上获发明创造奖。
文革期间,生产秩序受到破坏,科学技术受到打击和排斥,在逆境中我和广大技术人员一样,仍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革新、改善生产环境的工作没有停止,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动摇。记得那时有个采区自溜上山,长度是150米,坡度是30度,煤炭从上向下自行滑动灌入采区煤仓,使用有两年之久后发现问题。煤流含水率低时,下滑速度太快,飞砂走石般的冲向煤仓,对溜槽磨损严重。煤流含水较高时,又易堵塞,要设专人及时排堵,劳动空间窄小,作业人员稍有疏忽安全没有保证。用水冲虽可排堵,但水煤冲入煤仓时装车工人又形成威胁。于是我们抽调10多名技术人员,分班24小时跟班劳动,研究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蹲点,研究出用自制的上链溜子方式拖动煤流,既限止煤炭乱飞,又对局部堵塞地段起疏导作用。设备制成经安装试转,达到预想目的,我们露出成功的微笑。但是这台设备是非标设备,投入使用要经上级有关部门鉴定,当时那么不正常环境,没人组织这项工作,只好另择解决办法。最终选用另掘皮带下山,取代了存有安全隐患的自溜上山。
在文革期间,我们没有放松对矿井自然火灾的防治研究,在总结建矿8年来,18次火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理出八个方面具有规律性的关系,提出以防为主的理念,实行以“重点灌浆,分层同采”的方针,提高矿井防火灾的有效性和经济性。1966年——1972年矿井自然火灾发生8次,我们一如既往坚持火灾就是命令,立即奔赴现场参加抢险救灾,封闭火区,一次次化险为夷,妥善处置完毕。1973年以后矿井消除了明火事故,做到能主动防止自然发火的阶段。
黎世宽1986年8月在一矿井下
七十年代初,我就想把一矿落后的串车主提升系统去掉,这种提升方式环节多,消耗高,占人多,安全差,限制着矿井生产能力的发挥,迟早要被淘汰。设想着籍矿井延深的时机,另打新的主斜井用上先进钢绳托动的皮带机,实现装备的更新换代。我及时提出在提升未改造之前,先把井下平巷运输实现皮带化,为将来全井连续化运输创造更良好条件。在实施的过程中,为少占用设备和简化系统与同志们共同革新,创用“拱桥式、抬头式、前探式”等特殊皮带铺设方式,节省大量设备和资金,还提前四年受益,仅平巷营运费节省进百万元,矿井超能力增产80万吨煤炭。
一矿在推广采煤机械化的过程中我是一直积极参与,记得六十年代初我任采煤技术员时,全局唯一的苏式截煤机由我们工作面使用,以后又使用苏式“顿巴斯”联合采煤机。1965年,我们入选全国第一批使用国产浅截滚筒式采煤机的试点,在七层煤工作面取得年产28万吨的好成绩。以后,为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和提高采煤安全性,对机械化采煤工作进行了不停顿的探索。七十年代末,我们主动争取到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掩护式QY型液压支架的综采工业性实验。我们积极配合,克服各种困难,促成实验成功,并通过部级技术鉴定,为我国综采设备国产化,推动我国综采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个项目获得1983年召开的煤炭科技大会特别荣誉奖。
回顾我扎根基层的20年,经历了荒滩建井的艰辛,投产后在“水深火热”中的奋战,实践中不断求索和大胆变革,使得一个现代化矿井逐步建成。在这里我找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增长了聪明才干,历练更加老成。在这里我卷入艰苦创业的洪流,与工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树立起为保护工人安全的使命感责任心,的确这里天地广阔,大有可为,需变革的课题多多。在这里党对我细心抚育,助我成长,并于1973年吸纳我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满足了我多年的夙愿。为鼓励我前进,还提任我为矿副主任工程师,协理全矿技术工作。在一矿期间虽然付出了艰辛,但也收获了一些成果。先后担任采煤技术员、采煤工程师、矿副主任工程师等技术职务。正是这二十年的艰辛给我积累了厚实的基层工作经验,为我以后掌握全局技术提供了条件,使我在担任矿务局总工程师期间,应付自如、得心应手。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矿务局调我去生产处任主任工程师兼副处长,新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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