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爱想过去，也想现在和将来；但更多的还是想着自己过去的经历。

每个人一生都有许多难忘的经历。我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都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贺兰山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特别难忘。

新中国诞生后，我们的国家经过了三年经济恢复与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开始进行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一九五三年初，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建西北大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五个省区）的煤矿、地质、机械制造等若干个专业局。这些机构的演变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的。领导决定由我去即将成立的西北煤管局工作。一九五三年的二月初，我到新建的西北煤管局开始上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后撤销了西北煤管局。各省分别成立了煤管局，在西北煤管局的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煤管局，我就转入陕西煤管局。一九六一年四季度，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煤炭工业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商定在陕西煤管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西北煤管局。我由陕西煤管局转入新组建的西北煤管局。）一九六五年，为了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又在西北煤管局的基础上，组建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于是我又转到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上班。在那十几年的时间里，尽管机构几次变动，我都是计划部门的负责人。最初是计划科长，一九五五年改称处长。一九六五年转到贺兰山煤炭公司时，又为计划办公室主任。当时无论是科长、处长、还是主任，我都是负责具体计划业务的。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经常忙于编制计划、修改计划，检查总结计划执行的情况。这就能使我较多地接触和学习煤炭生产和建设的各项业务。后来煤炭工业部任命我为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副经理，不久又调我到煤炭部西安办事处副主任。文革期间和其它人一样靠边站、被批斗、经受了折磨，一九六九年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当年八月被分配到石炭井矿务局。先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矿务局党代会上被选为矿务局党委副书记。一九七二年军代表撤走后被任命为石炭井矿务局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虽说我正式调入石炭井矿务局任职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但是这之前我已经脚步迈进了贺兰山，加之在石炭井工作的十年对贺兰山的感情还是满深的。

 

 

 

 

一九五三年二月初，我去西北煤管局上班后，就在局领导的亲自主持下与有关专家共同研究提出了西北各省（区）煤炭生产建设的方案。向中央燃料工业部的煤矿管理总局进行了汇报。时任煤矿总局局长的孙然，副局长李华林，任弼绍等，听取了汇报，并经过几个半天的讨论，明确了以下问题：西北煤炭的发展应首先解决兰州至新疆，兰州至包头，两条铁路建成之后铁路机车的烧煤问题，（那时火车所使用的都是蒸汽机）；其次要解决包头钢铁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基地建成后的用煤问题，并且还要解决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其它工业生产及城乡人民生活的用煤。

一九五五年，地质部六四二队，在甘肃的景泰县产煤地钻探后证明，那里的煤炭储藏量不丰，煤层薄，开采困难，不可以作为包兰铁路建成后供应铁路机车用煤和甘肃境内（包括宁夏）工农业生产用煤基地。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陈郁派以万鹏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去甘肃的银川地区贺兰山北段各煤田进行调查。我作为西北煤管局的代表之一，参加了那个工作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在当时银川专署纳长琪副专员的带领下踏勘了贺兰山北段、宁夏和内蒙境内的黄河东西两岸。在黄河的两岸，我们踏看了石嘴山（当地老百姓叫石嘴子）、石炭井、汝箕沟、沙巴台、呼芦斯台后，又去黄河以东内蒙古境内的拉僧庙，老石旦、鹊儿沟、卓子山等储煤地。那是一块储煤比较丰富的地区，但是山大、山高。大山之下是风大，雨少，人更少的沙漠地带，走过的地方很少见到村庄和居民。有时偶尔见到羊群和牧羊人。我们在各煤田调查完了之后，回到当时银川地区的招待所，研究了有关资料，认为内蒙和宁夏交界的石嘴山，位于兰州和包头铁路的中间（各距500多公里），煤层出露明显，开采条件比较好，可以先行建成生产煤炭的基地。并向西北煤管局，煤炭工业部提出了建议，派人先回西安送材料，我们工作组由银川返到兰州。再一次去阿干矿区和窑街矿区进行调查，并和当时甘肃矿务局的领导讲述了石嘴山煤田开发的意见（因为当时的银川地区即今宁夏，是隶属于甘肃的一个专区，一九五八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才恢复了省级建制）。当我们由兰州回到西安之后，煤炭工业部已经批文到西北煤管局。大意是：贺兰山北段，黄河两岸的各煤田，以石嘴山为中心，建设西北煤炭生产基地。并责成西北煤管局派得力人员进行筹建，力争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内要建成年产三百万至五百万吨规模的煤矿区。

一九五六年元月，西北煤管局派孙昶同志前去石嘴山进行筹建工作。

在那次调查中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由贺兰山前的西大滩地方开始向北进入贺兰山，在相当狭窄的大山沟中，步行三十多公里到汝箕沟。那里已经有一个地方国营的小煤矿，在无电、无水的情况下手工生产，（当地人称之为 “掏炭”）。我们在那个矿上住了三、四天，实地察看了汝箕沟、大峰沟、白芨沟三条大沟中的煤炭露头情况及小煤窑开采的情况。那是一个开采历史较久的无烟煤矿区，人们掏了大炭，留下的碎煤漫山遍野的散堆在山沟里。人们行走的一些地段就是从堆碎煤的半坡上通过的。已经开采过的小煤矿有的已经着火，到夜晚就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火光。在那里的山脊以北还有一个叫古拉本的地方，也有阿拉善左旗的小煤矿。那时没有勘探，只有经过煤层出露及小煤窑开采的情况估算，全煤田的储量有八亿多吨，但是山高（最高点为三千五百多公尺）风大、没水、没人，修筑等级公里的工程量大。建设铁路更难。若要开发，还需先进行地质勘探。

由平罗向北，行走五十多公里，经沟口滩地，由贺兰山内的马莲滩进入石炭井沟，那里的煤层出露也很明显。人们也早已由露头挖煤，掏了大块把碎煤堆在了井口附近，连同露头的风化煤，到处看到一堆堆碎煤。我们去时有十三个人的小煤矿名曰代开煤矿，其意思是汉人代替蒙古人开煤矿。据说本来还有一个煤矿，因为交不起蒙古人的租金就不开了。那时地质部有一个勘探队已经在那里进行勘探，因为进入冬季勘探人员已经撤回去了，留下两个看守人员，挂着一扇猪肉过冬。他们接待了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情况。那里是石炭二叠纪的主焦煤。由石炭井向西北走十多公里，就到了呼芦斯台，那是贺兰山北麓的一个无人，少水的丘陵地，一个未开发的处女煤田。

在石嘴山矿区，我们了解到那是宁夏和内蒙交接的市镇，当时是归银川专区的惠农县所辖区的一个镇。据说历史上这个地方曾有过红火的时期。我们去时，镇街上有二百多户农民，一千多口人，有一个陶瓷厂，安装有一百零八千瓦的小发电机一台，用作动力和照明。贺兰山脚下有小煤窑自然通风，工人点着油灯下井挖煤，放到柳条筐内背出井来。地面还有一个土法炼铁，铸锅的场子，是当时有煤有铁的工业基地。据说,那个地方曾经最多时有六十八盘辘辘井挖煤，证明很早这里就是一个手工采煤的矿区。

我们由石嘴山到附近的一个名叫沙巴台的地方，那是贺兰山脚下的一个储煤地。我们去的那天，正是大风天气，刮得人睁不开眼，看不清路，行走都很困难，只模模糊糊看到有一个用石头垒起的羊圈。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石嘴山矿务局也曾派人建了几排房子，沿露头挖煤炼焦，后来又把人员撤回去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当年踏勘过的地方，大部分都进行了开发，有了输电线和变电站，通了铁路，建设了矿井，成立了石嘴山、石炭井（包括汝箕沟、葫鲁斯台）矿务局。每想到这几十年的变化，常使我感到兴奋和自豪。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煤炭工业部召开计划会议，经国家计委同意把开发宁夏汝箕沟矿区和在石炭井矿区的南部大武口建设年入洗原煤三百万吨的选煤厂，列入一九六五年的国家计划。在那次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建设那样大型的选煤厂，投资大，用钢材多，曾提出不同的意见。为了保证供应酒钢的需要，还是定了下来。会议之后，煤炭部委派一位姓欧阳的工程师来到西安，帮我们会同西安煤矿设计院编制了设计任务书，由设计院进行设计，汝箕沟的铁路专用线也列入铁道部建设计划之内，于一九六五年勘察定线并开始建设。

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间，煤炭工业部钟子云副部长同计划司许在廉司长等有关专家来到宁夏石嘴山、石炭井两个矿区，审定了上述两个矿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的建设项目及最终规模，并确定了开发呼鲁斯台矿区的计划。其生产的煤炭，运到即将建成的大武口选煤厂加工。大武口洗煤厂建成投产之后，所生产精煤，除供应酒钢的需要外，还要有一部分东运包钢。自此就把“三五”期间西北各省（区）的煤炭建设任务基本上明确的定下来了。

为了进一步组织西北煤炭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煤炭部和西北煤管局的领导曾设想从组织管理体制方面改变西北地区的煤炭领导机构——即撤消西北煤管局，组建陕西的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和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一九六五年的一、二月间，我根据领导意图编写加强三线建设的意见书，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进行了汇报，尔后由当时西北煤管局的负责人高杰同志去河南省平顶山矿区参加煤炭部召开的基本建设会议时，带书面报告向煤炭部领导进行汇报。后来经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以铜川矿务局为基础，组建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以西北煤管局为基础，组建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当年的四、五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和干部处一起研究提出了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的人员安排。有些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去宁夏贺兰山工作的人员，分配到西安煤矿设计院工作，还有一些就留在了西安组建了留守处，后来改称为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的办事处。到五月底，煤炭部李建平副部长偕同干部司长来西安审查定案。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新组建的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在宁夏的石炭井矿区开始办公。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下属石嘴山矿务局、石炭井矿务局（包括即将开发的汝箕沟矿区）；甘肃境内的阿干镇煤矿、窑街矿务局、靖远矿务局、山丹矿务局；青海省境内的大通矿务局；新疆境内的哈密矿务局；还有贺兰山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所属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包头矿务局，乌达矿务局（包括即将开发的呼鲁斯台矿区）及在上述各个矿区担负煤矿建设及洗煤厂建设的七个工程处。（后来煤炭部统一编号为七十九到八十五）。还有担负煤田地质勘探任务的贺兰山地质勘探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各个勘探队。这些都是加强西北三线地区煤炭建设的有生力量。当时各矿区总计煤炭年产量为六百万吨，在建与新建的矿井、露天共九处，设计能力为五百五十万吨。

我把搬往贺兰山的有关事务做了安排后，于一九六五年的六月二十日，离开了西安，前往宁夏石炭井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上班。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开始办公之后，各矿区的建设任务，自然是由各矿务局负责组织实施。在呼鲁斯台矿区的新建矿井，由内蒙古分公司组织筹办；对于汝箕沟矿区新建的白芨沟矿和在大武口地区建设的洗煤厂、总机修厂、总仓库，则在贺兰山公司内组织总指挥部领导实施。我和主管机电的副总工程师为正副指挥。这是在新的地区，建设新的项目，一切都从头开始，当时的难度确实不小。现在回忆当年，历历在目，也常使我感慨万分。

大武口地区位于贺兰山下的一块扇形坡地上，山坡上有一个武当庙，当时已年久失修，也无僧人主持；古长城沿着山前的低峰由东向西而去，山前坡地上为洪水漫流的荒滩，疏疏稀稀的长着一些当地人称之为骆驼剌的灌木，在数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有两三个村庄和牧羊人住的窝棚及石头垒的羊圈。一九六四年我们在那里曾看到当时的荒漠上，还有一九六零为建设六零型简易洗煤厂挖的大坑，旁边也有一幢比较好的砖砌小平房内住着几户看守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那真是一片荒凉之地。一九六五年煤田地质勘探队已经布置了水源勘探，并已做抽水试验，清沏的地下水，用深井泵抽出地面潺潺而流，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可以供人饮用，也可以种菜、栽树，也就有了可能居住大量职工家属的基本条件。一九六五年的九月，我和贺兰山公司的党委书记高杰同志及主管土建工程的仝立民工程师，拿着地形图在长着骆驼刺的荒漠上，边走边看，先定下了未来的大武口市镇建设的主干线，即当今大武口街上的贺兰山路，沿着平罗火车站到大灯沟的铁路线选定了将要建设的大武口选煤厂的方位和建设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办公室及家属住宅区的位置。后来经过几次讨论给大武口市政建设选 定了由东到西的三条主干线，由北而南的三条横路。我们当时确实满怀信心地要在雄伟的贺兰山脚下、腾格里沙漠边沿的荒滩上开创一个新的工业基地，为祖国的大西北，绣一朵灿烂的金花。工作虽然紧张而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但是充满着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信与光荣感。当年就派人去北京的通县林场，定购十五万株杨树苗，为一九六六年开春后在大武口地区植树、绿化做准备。

在煤炭部的支持下，由鸡西矿务局组建了一支专门建设洗煤厂的队伍。一九六五年的国庆节前后，建设洗煤厂的工程处的五百余名职工陆续来到大武口。首先按照西安煤炭设计院编制的设计文件，为大武口洗煤厂的开工建设积极进行准备，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破土开工。那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贺兰山下的冬天，更为寒冷异常，当天晚上的实测温度为零下二十五度。工程处的工人同志们，千里迢迢，由东北的黑龙江来到祖国西北边陲的贺兰山下，开挖冻土，其艰苦奋战之情虽已过去三十多年，却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五百多名工人，来到大武口后，其家属也随之而来。为了解决那一部分职工家属的住宅，在没有砖瓦，木材也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工人同志们自己动手，用木板抹泥土，建设临时工房，每户补助一百元。当时建设四百户临时工房，只花四万元，而且是在九月动工，十二月初完成，其速度之快，花钱之省，为当时之奇迹。一九六六年的春节前后，四百余户职工家属由鸡西矿区搬来大武口，工程处的广大职工安排好了自己的家，就开始为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艰苦奋斗了。后来这个工程处又添了部分复转军人和宁夏地区的农民青年，煤炭部统一编号为第八十一工程处。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陆续建成了永久性的职工宿舍，那些住临时工棚的家属才逐渐住进了永久性的公房。

在洗煤厂开工之前，由波兰进口的洗煤设备，共计七十多节火车厢装着各种设备，陆续由郑州仓库运到大武口来。大量的设备及各种材料要从火车上卸下来，搬运到储存的地方，是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我们建筑安装处的职工在没有专用卸车设备的情况下，用大木头绑了抱杆，挂起了道链，在骄阳似火的荒漠中，一件一件的把设备从火车厢内卸下来，搬运到临时堆放的席棚仓库里。工人同志们排除万难，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光荣。

为了保证酒泉钢铁公司投产之后生产钢铁时需要的无烟块煤，我们必须积极的开发汝箕沟矿区的无烟煤。那是一个位于贺兰山中长着白芨芨草的山沟，海拔三千多公尺。有一股小泉水从沟内流出，牧羊人把水引到沟内的平地上，种着一块土地（约五、六亩地），这是在沟内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户居民和一块农田。一九六五年的七、八月间，由建筑安装工程处的领导况敬友、谢成武两同志带领少数工人同志，上到白芨芨沟，开始进行矿井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他们先在山坡上挖了地窝子，晚上可以住人，白天可以做饭。一段一段的开山、修路、找水源，架设高压输电线路。我们就和西安煤矿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白芨芨沟内一项一项地研究、选择矿井井口及工业广场的位置。那里没有开阔的平地，根据地下煤炭资源贮存情况只能在山腰间开凿白芨芨沟矿的井口，并根据井口的坐标布置掘进巷道时必须的提升绞车的安装位置，和地面变电所位置，以及投入生产之后，井口煤仓、井口火车站的位置。这些地面设施，都需要与井口标高相配合。设计人员根据资料进行了计算之后，再去现场与实际的情况相对照，经过反复校正，确定了各项建设工程的坐标，然后根据实际的地形，进行大爆破。把极其顽固的石山爆破松动之后，再用汽车把石方拉走，实际就是在贺兰山中开凿出一个适于建设年产一百二十万吨矿井的工业广场。一九六六年的第一季度，一次爆破开挖石方就达十多万方，为当年的斜井开工创造了条件。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贺山山公司的各项工作都在朝气蓬勃的开展，也确实是在艰苦条件下开始创业，我永远不忘那些和我在地窝子里吃冷馒头啃猪蹄蹄的战友，当年的艰苦经历，常使我回味无穷。

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安子文同志，在酒钢召开了酒泉钢铁公司复工后各方面支援配合的协调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石炭井矿区主焦煤矿建设和生产情况，大武口洗煤厂的建设、汝箕沟矿区无烟煤矿的建设安排和哈密三道岭露天煤矿（动力煤）等的建设安排及施工进度后，安主任表示满意，对于我们建设中存在的汽车运输问题也很关注，他当时就给国家物资总局马仪局长写也信，请他予以解决。到一九六六年的春节之后三月初，新的五十辆进口大型卡车已经排列到大武口的广场上，它标志着贺兰山煤炭基地的建设朝气蓬勃的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央领导来到西安，在陕西省委的丈八沟招待所召开会议，落实三线建设的部署，我陪同党委书记高杰同志前去参加。会议之后，又陪同他们去甘肃的窑街，青海的大通矿区，研究了那里的建设项目。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贺兰山北部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阿拉善左旗），再往北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当年由苏联学习回国时就是走那条线路回来的。他说早年成吉思汗进入中原时，就是由这条线路先占领了当年西夏王国的中兴府（即当今的银川市），后又向东攻入大都（今北京）。在茫茫的草原上，只有西北风吹来的砂山，要防止敌人的入侵，须调部队设防。他回到北京后，就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带有关人员来勘察布防。六、七月间就有国防军来贺兰山驻守。此次会议中增强了我在三线建设中的战备意识，所以我们在西北煤矿机械厂和煤矿机修厂厂址的选择中，认真贯彻执行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当时选定的西北煤机一、二、三厂和机修厂的厂址，都选在了贺兰山脚下的乱石滩中。一九九零年我去石炭井矿务局参加会议时，看到当年开始建设的工厂、住宅区周围都长起了大树，柏油马路纵横其间，绿树成荫，百花盛开，农场的果树硕果累累，稻、玉米吐着芳香。尽管在建设这些工厂前我多次踏勘，建厂后我亦多次来开会，只有在这时再看到它时，才看到它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当年的乱石沟，大沙滩，变成了现代化的大厂区，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啊！

一九六六年四月清明节后，到了植树季节，各煤矿、各施工单位和贺兰山公司的职工都分担了具体的植树任务。那时还有一千多名由沈阳军区复员后来参加贺兰山煤炭建设的官兵，都参加了大武口的植树造林。我由甘肃先赶回贺兰山协助齐泽华副经理组织指挥。那几天正遇刮大风，刮起的砂子使人难以睁开眼睛，戴着眼镜也被大风刮起的砂子打得镜片沙沙作响。我们是千军万马上阵，一周多的时间内，栽完了十三万株树苗，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小树苗都长大成林。我们站在洗煤厂八层楼顶上看着大武口的绿树林带，人们生活和工作在树荫之中，内心的喜悦和自愉实难言表，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办成了一件应做的实事，自觉得欣慰无穷。

一九六六年的四月中旬全国订货会议在北京召开。我是贺兰山公司的总代表，因为我们的建设工程是属于国家的三线建设，一切的材料、设备都优先供应。当时有些工程项目还没有正式批准的设计文件，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只好由主管设计的工程师，一边调查研究，一边提出要订货的设备目录和材料的型号、规格，并据以填制定货单。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材料设备，都必须国家计划分配，由冶金部、一机部等有关部门综合平衡后安排生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总机修厂（今石炭井矿务局大武口总机修厂）一吨半炼钢炉和石嘴山矿务局第二煤矿福利井需要的多绳轮绞车等主要设备，都是几经交涉经煤炭部领导同意之后，才纳入供应计划之内。（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原宁夏燃化局党组成员第一副局长、石炭井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