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石炭井矿务局的农副业生产

　　这个厂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建成移交生产之后，经过几个月的调试，到一九七○年的三月，经受了一场寒流，冻坏了地面的管路，又被迫检修三个月。石炭井矿务局还有一支由学习大队（由煤矿生产第一线退下来的老弱工人）组建起来的地面土建施工队，一九六九年改名为综合工程处。

　　7. 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

在七十年代，石炭井矿区已由国家投资建设了一个具有二百张床位的医院。其房屋建筑，医疗设备相当简陋。各个煤矿、工厂都有自己的医务所，有自己的小学校，在矿务局的直接领导下有一所中学。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的增多，矿务局在第三煤矿的附近又建立了可容纳一千多学生的第二中学，各煤矿的小学都有了中学班，全矿区有十所小学和两个完全中学（初中高中）共计达一万七千多名学生。矿区组建了“七·二一”大学，我兼任了学校校长，配备了副校长、教学主任，开设了采煤班、机电班。初期是从工人中抽调学员进行短期轮训。后来改为石炭井矿务局技术专科学校。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下达了第一号备战命令之后，天津市的第四人民医院也搬迁来大武口，住在了原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的大院子里，上级决定归于石炭井矿务局的建制，改名为石炭井矿务局大武口医院。那是一个具有三百张床位而且技术力量较强的医院，这对于矿区的医疗力量是一个加强，尤其对于新开发的汝箕沟矿区，呼鲁期太矿区是一个有力的支援。现在回忆过去，确有许多应该办的事而没有办或是办的很不够，深感内疚与自责。

第一就是全国造反后的第四年中。我被分配到石炭井矿务局的领导岗位上，当时的一些造反派，或有严重的造反派思想的人，是非常不服气，时刻在窥视着你的一切，寻找一切的机会，妄图再把你打倒。

第二件难事是坑木供应的困难，生产煤炭的过程中，是需要大量的直径在二十四公分之上的原木作柱的。据一九七○年的统计，每生产一万吨的煤炭，要消耗一百零四立方米的坑木。后来采用了金属支柱，每生产万吨煤炭的坑木消耗，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石炭井矿区煤炭产量的增加，年需要的坑木供应也在两万到三万立方米之间，而且是要由东北的长白山林区经火车运来。在那时“文革”大乱的形势下，林区的生产也受到影响，常常不能按照国家的分配计划，按时地保质保量地发货。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铁道部门的火车，也因为车辆不足或线路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不能按照年初签订的运输坑木的合同数量派出车厢装运坑木。常常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把已经装了坑木的列车，由铁道部发出甘肃兰州以远。

8. 永远不能忘记的工人朋友、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在关键时刻主持正义的领导

石炭井矿务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余年中经历了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的委员会。不论是别人任领导我任副职，还是我担任党委书记期间，调进调出近二十人之多，我们团结的很好，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而且是兢兢业业地各负其现，即使有个别人有派性表现或私字重一点，表现不好，也无碍大局。领导是团结有力的，政治上坚定明确，业务能力也比较强，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受了各种情况的冲击和考验，也锻炼和增强了我们的友谊。我和我们领导班子中的同志们增强了认识人和事的能力，学到了他们的许多优点，他们的名字是徐芊、刘志诚、王凤翔、赵洪庭、刘克帮、朱义南、董耀文、葛家棋、池中鳌、李金福、卜照福、贾梦林、王国相、还有总工程师傅佩仁、政治部主任陈广儒、工会主席李秉全、政治部副主任胡文才、李彦周、副总工程师陈明和、赵可兴等人。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和技术骨干是：第一煤矿是贡文成、李文海、梁树坤；第二煤矿是卜照福（兼）、赵明干、项世兴；第三煤矿是王福林、吉彦学、贾智仁；第四煤矿是李秉文、单连贵；乌兰煤矿是李振玉、赵秉忠；白芨沟矿是况敬友、谢诚武、黄邦柱、郭玉生；大峰露天煤矿是鲍文春、蔡兴恩；大武口选煤厂是林延明、赵明云、田巩；总机峰厂是宿涛、赵桐生；综合工程处是程好智、王永勤；农业指挥部是赵增址、王定安、牛祥；直属处是高向忠、顾思义；石炭井医院是翟芳春；大武口医院是马静如、边晋孙。在我的领导工作中都受到了他们诚心诚意的支持，石炭井矿务局机关也有办公室、计划处、生产处等十多个处级单位，政治部系统也有组干处、宣教处、保卫处等五、六个处室。现将记忆所及，把当时各处室负责人名单记录于下：办公室何德钧、杨昌周。计划处吴风康、吕镜。调度主任刘锡万、罗思骢。基本建设处沈德林、阎宝森。生产处王一新、费书阁、高庆祥，劳动工资处宋江水、崔梦林。财务处王盛英、魏受天。供应处梁生华。安全监察处于乐昌。运销处杨登山、魏运轲。卫生处刘东茂。教育处张广山。组干处郝风林、安国禄。宣教处李彦周（兼）。矿工报郭忠、朱景林。保卫处崔志全、荣立臣、孙全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李兴玉。矿区第一中学李林太，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常常忆起当年互相之间的信赖之言。除了以上各部门的负责人之外，经常我接触较多的就是办公室的几位秘书同志。不论是我在单位开会、处理日常事务、或是下矿、下井、下工地、去农场、外出开会，都有一位或两位秘书跟着。他们不仅帮助我工作，还要照顾我的生活关系密切、亲如兄弟。他们是杨世履、赵占忠、姚江峰、张超影、李学德等人，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是学过采煤、机电等专业技术，大学毕业后在生产第一线经过实际生产劳动并表现良好选拔到矿务局来的，了解实际的生产情况，有认识事物、分析情况的能力也有较为流畅的文笔。他们个个精明能干，我佩服他们、也爱护他们，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当时的石炭井矿务局有四个方面的直接领导：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中共石嘴山市委员会。行政方面有国务院下属的燃料化学工业部（后改为煤炭工业部），和宁夏燃料化学工业局（后改为宁夏煤炭工业局）。干部是“老同志多，事业心强，业务熟悉。”七十年代初，石嘴山地区两派之间的斗争趋于缓和，生产秩序逐渐恢复，大家都希望把煤炭生产搞上来以保障国家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每天都要来石炭井矿务局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我们工作中有了困难问题都能直接找书记、或主管工业的副书记汇报请示。有一年区党委书记来矿区检查工作时，了解到采煤工人劳动强度大，生活供应很困难，他就指示商业部门把仓库的茅台酒拿出来、专门供应井下工人让他们过好八月十五中秋节。尽管是八个人才能分一瓶，确实体现了上级领导对煤矿工人的关怀，那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一九七一年第一煤矿发生冒顶事故，我把十二名遇难的工人遗体送回老家安葬之后，就向区党委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区党委的领导当时就批准了每名遇难工人其家属中可有一人顶替其工作，这对矿区的工人又是一次很大的鼓励。有一次我要外出开会之前，去向市委徐芊书记辞行，徐书记千我说：“你安心去开会吧，矿务局的事我们会照顾的”。这又是多么大的支持啊！有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一直因为某些人的阻力不能解决。当我调离石炭井矿务局时，向市委书记许尚志同志汇报了我的意见。后来还是在许尚志书记的关心下作出了平反的结论。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两次在石炭井矿务局召开过全国煤炭工业农副业生产现场会，检查、总结我们的工作推广我们的经验。一九七七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钟子云副部长领我去国家经济委员会向袁宝华副主任汇报了石炭井矿务局农副业生产的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而产生了每调出一吨煤，加收一元钱的售价，作为煤矿办农副业的基金。并且还调拨了一台年生产五千吨合成氨的装置，补助三百万元建设资金支持我们建设一小化肥厂。钟子云、任志恒副部长几次来石炭井矿务局检查工作。在那生活供应最困难的时候，在煤炭部调运司长吴玉华同志的关怀下，每年都要用计划外的超产煤田山东、浙江等地协调几十万公斤猪肉。在当时没有冷冻设备，储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保证了广大职工、家属在冬春季节能吃到肉食。

宁夏自治区燃化局，从领导到各处室的负责人、大部分都是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特别是经过“文革”的劫难之后，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对我的工作自然是大力支持与关心的。我也很尊重他们，这都是我在石炭井矿务局工作时的有利条件。我离开宁夏近二十年的时间了，老同志的感情仍然不忘。一九九八年的元月份，宁夏煤炭厅、石炭井矿务局、灵武矿务局的领导来太原开会，还专程来家看我，并在亲切叙谈中共进了晚餐。有个老同志和我说：一个人的一生的工作中能遇到一个好领导，不仅能够使自己心情舒畅地工作，而且是取得成就的基本条件。当年的老领导都和我一样进入了老年，而且都各在一方，愿我们的友情永存，并祝愿各位老领导、老同事健康长寿，老年幸福。我虽然离开石炭井矿务局、离开宁夏已近二十年了，石炭井矿务局、宁夏煤炭局的领导几经更迭，有的过去接触很少，有的领导并不相识，每有重大庆典都邀请我回宁参加，并受到了热情款待。宁夏煤炭战友谦虚好客的诚意给予我的感觉极深，更使我永远不忘。（全文终）